第十章 民族·历史·典故
民族·历史·典故
中华民族与龙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的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不但全世界的华族都熟悉“龙”这种形象，各种肤色的外人也从“龙”这个标记中知道它和中国的密切联系。这些事情，真可以说是十分微妙了。
然而什么是龙？哪里有龙？
一般人心目中的龙，和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完全是两回事。
在中国这片大陆上，上古时代，的确曾经有过古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山东的莱阳、云南的禄丰、黑龙江的嘉萨等地，解放后都曾发掘过完整的恐龙化石。我国是保存完整恐龙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洪荒时代这些曾经在亚洲大陆上纵横逞威的大爬行动物，和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腾云驾雾的龙完全是两回事。恐龙生长在“中生代”距今1亿年以上，那时不但还没有人类，而且连人类始祖的猿类也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期，只出现一些有袋类的哺乳动物。等到原始人类出现的时候，恐龙早已在地球绝迹，只在地层里留下它们骸骨的化石罢了。
那么，本来在生物界全无踪迹的中国式的龙，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今天，仍然到处都可以看到“龙”，龙的雕刻，龙的绘画，龙的器皿，龙的装饰，龙的旗帜……端午节划龙舟，元宵节玩龙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有一首歌曾风靡了台湾和大陆，名字就叫《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严格地说，这是—个历史学、民俗学的问题，而不是—个生物学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最精辟的，无过于闻一多先生了。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风》和《端午考》有力地解释了三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龙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龙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为什么这样有势力？它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帝王的符瑞？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总之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从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备的“龙”字，迄今已3000多年，而出现龙的图案和传说就更早得多了，它可以一直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文化。相传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时代，有女登感“神龙”生炎帝，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的故事。除了神龙、赤龙外，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潜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墨龙氏、飞龙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龙氏”，与后来《山海经》中所说的“龙身而人面”、“人首蛇身”的诸神，实际上都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族徽图腾。这种“炎裔黄胄”之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从龙的造型中，我们可以揣摩到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斗争和联合，以蛇为图腾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华夏大氏族。它的图腾也兼取被融合、吞并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譬如：鸟图腾、马图腾、鹿图腾、牛图腾、鱼图腾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龙”体现着华夏各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着无限强大的生命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遁地入海，它无坚不摧，不可战胜。它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无可估量的创造力的象征。
龙的形象，已经越过历史的门限，跨进现代社会来了。现在，这么一个头角峥嵘、矫健活泼的龙的形象，不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象征，而且，进而跨越国界，成为全地球华族人士的符号。过去，神话在支配人，现在，人在欣赏神话。过去，人匍匐在龙的图腾之下，现在，龙的形象增添了人间的生活情趣。
“中国”探源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彼此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他们的国号都不叫“中国”。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全国解放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
中国的别称
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邹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华：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作华。《左传疏》：“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另一种说法是：“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作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我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华”作为中国的简称，历史悠久。
诸华：由于周朝人自称为华，所以周王朝分封的中原许多诸侯国，就称作诸华。晋代杜预为《春秋左传》作的注解上说：“诸华，中国也。”
中华：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渥诗“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夏：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史记·夏本纪》：“禹封国号为夏。”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
华夏：商朝时，由于实行了裕民政治，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诸夏：此称类似“诸华”，开始是指华夏民族各诸侯国，统一以后用来称呼中国。
中夏、方夏、函夏：都是有关中国的代称。中夏，《后汉书》：“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此后，中夏即指中国。函夏，《汉书》：“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晋朝张景阳《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谧宁。”
禹城、禹迹、禹甸：相传古代洪水滔天，大禹治水造福于世，据说，禹治水后，依山川形势划定九州，所以后世相沿称中国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全国）、禹甸（“甸”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九州：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另有一说是尧分九州）。九州，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弁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
九牧：《荀子》：“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又据《汉书·郊祀志》载：“禹牧九州之金，铸九鼎，象九州。”
九区：晋朝文人卫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九区克成，燕歌以咏。”
九域：《汉书》：“《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据宋朝《九域图》、《九域志》，皆记全国各地的地理图志。
八州：《汉书·许皇后传》：“殊俗慕义，八州怀德。”
海内：《辞源》“四海”条注：古人以为中国周围皆是海，所以把中国叫作海内，把外国叫作海外。
“汉族”探源
关于汉族的形成问题，一直是一个在争论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下面的说法，仅供参考。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汉族的先民，经历夏商周三代长期发展，至春秋战国，已形成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体，以与周边各族相区别。尤其战国，七雄兼并，共称“诸夏”。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诸夏的事业，又出现了“秦人”的族称，直到汉代，匈奴、西域等处各族，仍称中原人民为“秦人”。汉继秦而兴，巩固并发展了秦开创的统一国家，前后传四百余年。汉以后，周边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民，逐渐的，汉族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百世不易的族称。
由上可见，汉族是因汉朝而得名。它是以先秦华夏为核心，在秦汉时形成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复经秦汉以来2000余年的繁衍生息，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血统与文化，得以发展成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众多人口的民族。
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经过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多次反复，然而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发展为更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长期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这种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才发展成为各民族人民的自觉的认识，汉族与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显著特点。
中华民族名称歌
有人将我国56个民族的名称编成一首很有韵律的诗歌，易读易记，琅琅上口，十分有趣：
汉满傈僳景颇壮，高山普米锡伯藏。
毛南布依维吾尔，仡佬仫佬蒙古羌。
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独龙京东乡。
哈尼彝苗鄂伦春，裕固朝鲜傣阿昌。
鄂温克水德昂怒，基诺赫哲土布朗。
塔塔尔白回土家，达斡尔畲黎珞巴。
拉祜纳西塔吉克，哈萨克佤瑶撒拉。
我国民族五十六，柯尔克孜侗门巴。
满族人为何称旗人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奋、勇敢的民族。原聚居于“白山黑水”的祖国东北。
其源流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战国以后称“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相继称“勿吉”、“靺鞨”，至宋、辽时、又名“女真”。
到明朝末年，女真分成海西、建州、野人三个部分，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始爱新觉罗氏，年轻时经常往来于抚顺的马市，又曾多次到过北京，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并且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把分散的女真统一起来了。
皇太极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废除“诸申”（即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满洲系满珠转音，梵称曼珠师利，汉语为吉祥，崇德时达赖班禅献丹书，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现在称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这就是满族名称的由来。
万历二十九年时（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改牛录制为“固山制”（即旗制），设黄、白、蓝、红四旗，旗皆纯色，各旗仍以牛录额真率领。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又重新建立了八旗组织，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努尔哈赤指定其弟子八人分统八个旗。各旗属下均为本旗固定旗民，旗民都有固定的旗籍。
到清世宗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部落的南迁，随着辖属的蒙古人和汉人来归的日益增多，除改进原有八旗外，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而构成了清代军事上八旗制度的整体，从而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这就是八旗建制的简略过程。
满族人入住中原，建立清政权和统一全国，八旗的军事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清朝实行了“国语骑射”、“旗民有别”的政策，对于凡属八旗的人，无论旗籍、住址、挑兵、选官、诉讼都自有体制，与一般人民不同，满族人日常亦不说是满族人，而自称“在旗”。因而人们就把都有旗籍的满族人，以“旗人”相称。
四次民族大融合
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四次民族大融合：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春秋战国时期。特点是在中国腹心地区进行的，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点是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的，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是清代。这一时期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华民族崇尚黄色
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白几色中，黄色在我国封建社会是被视为至尊的。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推崇黄色，大体有如下几说：
1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人民悉为黄种”，因此崇奉黄色，而“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以中国人的肤色为解。反对此说的学者则以为，在对外交流极其闭塞的上古，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黄色肤种的人，在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去给自己下个定义——黄种人，以区别于白种、黑种人的。
2有人又提出了这么一种看法：“黄色介于黑白赤橙之间，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央之色。”正如《白虎通·号篇》所载：“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这种“中和之色”，对于具有中和性格的中华民族，自然是极其值得崇尚的子。此说颇有见地。但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一定要选用黄色作为黑白赤橙的中间之色，或者说，偏偏选用了黑白赤橙这么四种恰好能放进“中央之色”的四方之色？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安排？是上古人意识到这一点并照此做了的呢，还是后人推测出来的？美洲玛雅农民崇拜雨神和土地的保护神“恰克”。恰克与一定的颜色和方向联系着，红色恰克居于东方，白色恰克位于北方，黑色恰克在西方，黄色恰克在南方。他们并没有把黄色作为一种中间之色或中央之色看待，虽然他们也划分红白黄黑这几种“四方之色”，这四种恰克的划分，与中国的划分黑白赤橙黄五色的动机一样。
3有人从中华民族的农耕经济及其对土地的特殊眷恋这一点上来找原因。黄土高原的肥沃保证了庄稼的丰盛和人畜的兴旺。黄字“从田，是田土沾于人身之色”（见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管子·水地》）。华夏族世代息居于黄土高原，对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黄土大地，有一种特别崇仰而依恋的感情，并由此而对黄土之色产生一种景仰、崇尚的心理。《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训》：“黄色，土德之色。”《考工记·画绘之事》：“地谓之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由对养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而崇尚土地之色的心理基因。
4又有以古代文化“核心区域”理论来解释的。有人指出，每一强大而有影响的文化，确实存在着客观与主观相对立统一的中心，“客观”是形势的必然和周围的承认，“主观”则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自觉和自尊。我国远古文化核心之一是以炎黄族为代表的西北黄土高原，其居民自以为身居天地的中央，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我为最佳，甚至连黄土之神黄帝也成了“中央之帝”或“中央之神”。《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里所反映出来的五行观念，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央土，其色黄，其神黄帝。这种文化中心的观念，使得炎黄族把自己居住的土地视为中央之土，把中央之土的颜色视为中央之色。《论衡·符验》曰：“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汉书·律历志》也说：“黄，中之色也。”黄土高原作为炎黄子孙生活的根据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黄色作为它的主元素，便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独尊的地位，以至愈演愈烈，终成帝王的专用色了。
母系社会
大约在四五万年前，当由古人进化为新人时，中国原始社会就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时，在考古学上属于中石器时代或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母系氏族公社向前迈进了一步，到了距现在大约六七千年时，达到了繁荣时期。
母系社会又称母系氏族制。在母系氏族制前期，人类体质上的原始性基本消失，被称作“新人”，属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母系氏族制后期，现代人形成，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母系社会是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氏族制度，是氏族社会的第一阶段。在母系氏族制后期，也就是新石器早期，这一阶段的打制工具有较大改进，并发明了弓箭。其生产部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人们学会缝制兽皮衣服，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同时，出现了族外婚，形成以一个老祖母为核心的氏族制。由于女子从事的采集比男子的狩猎有比较稳定的性质，是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便决定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制。
在母系氏族制形成时是禁止内婚的，氏族成员进行族外群婚。因为实行族外婚，子女跟随母亲，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男女群婚然后是对偶婚，夫妻各居自己母亲家里，或是夫居妻家，结合不稳定。
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氏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成员的纽带，他以人人平等，互相保护，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青壮年男子担任狩猎、捕鱼和防御野兽等任务，妇女担任采集食物、烧烤食品、缝制衣服，养育老幼等繁重任务，老人和小孩从事辅助性的劳动。
氏族中设有议事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一切重大事务，选举产生氏族长。氏族中的全体成年男女都可参加议事会。担任族长的一般是年长的妇女。
中国境内的新人化石和文化遗存遍及各地，其主要代表有河套人、柳江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等等。母系社会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母系社会的特征也渐渐消失。不过，至今一些氏族部落仍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一些痕迹。
父系社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中突出地位的显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庭的成员。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从“禅让制”到“传子制”
传说，在远古的时代，有三个大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方的炎帝部落，东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黄帝部落。他们为了争夺生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后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里，设有一个联盟议事会来管理日常事务。各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是议事会的成员。议事会设有首领一至二人，具体执行议事会作出的决议。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决联盟内的纠纷外，还有权决定对外战争与媾和。议事会首领产生和继承办法，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推举。
由于这种制度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是产生在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后继人的问题时，讙兜推荐共工，尧虽不同意，还是让他担任工师之职，以考验其才能，结果不行，大家又才推举舜，说他很能干。于是舜协助尧二十年，又代尧摄行政事八年，得到各方面的锻炼。当尧死后，舜让位给尧子丹朱，但是，各部落不听从丹朱的领导，有事还是都去找舜，歌手也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丹朱只得还位于舜。
尧、舜在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洪水为患。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广大的原野，人民只得逃往山上去躲避。尧时曾用鲧治水，他用堵塞的办法，愈治愈坏。舜把鲧流放到羽山，后来就死在那里了。在寻找治水的人时，鲧的儿子禹被推举出来。禹接受鲧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费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把洪水治服了。当舜年老的时候，禹因治水有功，就被推举为后继人。禹于是代替舜处理联盟事务。十七年后舜死，禹照舜一样，让位给舜子商均。各部落都不同意商均做首领，禹才出来接替舜主持联盟事务。
到禹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先推举皋陶作为后继人，不几年他就先禹而死。后又以伯益作后继人，禹却不给他什么重要的事情干，伯益得不到多大的锻炼，他在各部落中没有威望。相反地，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所以，禹死后伯益再效法尧、舜的样子，让位给禹的儿子启时，启就不再还让给伯益，各部落首领也不敢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伯益不肯罢休，起而与启相争，结果被杀掉。启的同姓部落有扈氏认为他破坏了传统，起兵反对，被启打败，整个部落也被降为奴隶。
启看来是自己夺得王位，实则是禹精心安排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叫做“夏禹传子”。自禹开始传位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度就被“传子”制度所代替。我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局面从此就出现了。
武王伐纣
在我国历史上，商朝的成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大国以后，我国的奴隶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成汤到商纣王共延续了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纣王对我国东南地区的最初开发和经营，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来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地区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他是作过贡献的。但是他又是历史上的一个暴虐的国王。他荒淫无度，喜欢酗酒玩乐。为了满足腐化生活，他在国都附近的朝歌（今河南淇县）修建离宫别馆，又修建了一座高大的鹿台和一些林苑等娱乐场所，搜集一些狗马奇物，各种鸟兽养在里面，又作“酒池肉林”。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一些贵族幸臣们，在这些娱乐场所饮酒取乐。为了他们经常打猎游玩，将耕地荒废，让鸟兽自由生长。还想出各种刑罚来处罚一些贵族、侯国首领和其他人民，榨取财物。还引诱别人的奴隶来供他们使用。因为对东南夷长期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人民的赋税又大大增加。于是促使本来已经很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已在加剧，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中。周武王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领导了一些部落、方国，一举推翻了商朝。
周武王的祖先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部族，和羌族中的姜姓部落有过婚姻关系。传说周的始祖姓姬，叫弃，曾在夏朝大禹王时作过农官。因为相传弃是开始会种稷和麦的人，死后被人们尊称为“农神”，叫他后稷。他的子孙中一个叫公刘的人迁居到豳（今陕西旬邑县）。公刘的后代叫古公亶父，因为在豳居住时经常受到戎狄部族的侵扰，就迁居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开始改变了戎狄的习俗，修建城郭房屋定居下来，初步形成一个小小的方国，并臣服于商朝，算是商朝的一个小侯国，从此才叫周。到了古公宜父的儿子季历时，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与商王朝发生矛盾，于是商王文丁便把季历杀死。由季历的儿子昌继位，仍称西伯，昌在晚年自称文王。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作了许多灭商的准备，他与许多商朝的部落、方国结为同盟；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芮（今陕西大荔县）两个小国的矛盾，征服了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黎（今山西省长治县），其势力达到了商朝中心地区的邗（今河南沁阳县），将都城新建于丰（今陕西长安西北）。于是商朝的许多部落、方国都纷纷投奔周文王。这就是史书上称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第二年，便在孟津大会诸侯，举行军事演习，同时派间谍入商观察情况。去的人回来说纣王生活腐化，坏人当权，人民怨恨。但武王认为虽然如此，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可讨伐。又过两年，见到商王朝中的一些贵族、大臣都叛商奔周，武王认为时机成熟，便率领兵车三百辆、虎贲（近卫军）三千人，士卒四万五千人，联合了许多部落、方国东进伐商。
周武王在进军到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了军队要和商纣王决战。这时候商纣王才停止了歌舞宴乐，和那些贵族幸臣们商议对策。但是纣王的军队主力还在其他地区，一时也调不回来，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虏来的东南夷武装起来，凑了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开向牧野。可是这些纣王的军队刚与周军相遇时，就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纣王。纣王大败后连夜逃回朝歌。周武王率军追进朝歌，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自焚而亡。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以后，便宣告商朝的灭亡。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27年。
春秋五霸
《春秋》是孔子删修的一部鲁国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八世纪至五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春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是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侯国取得了胜利，逐渐强大起来；另一些侯国遭到失败，逐渐衰亡下去。西周初年的“八百诸侯”，兼并成为春秋时期一百七十多个大小侯国。一些小侯国成为大国的附属国，几个强国为了夺取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这就形成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它是各侯国在迅速发展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丰镐到洛邑一千平方里的土地和人民，比起几十里，一百里大小的侯国来，有很大权威。可是平王东迁以后，失去了约一半的土地和人民。周王下降到侯国的地位，他和侯国发生纠纷，还要交换人质来解决。到了周襄王以后剩下的土地更少了，周王穷得要向诸侯乞讨过日子。周王室成了空架子，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在西周时期，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相安无事的诸侯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势力急剧增长，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一些诸侯国在战争中战胜了敌对方面，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实际上起到了“共主”的作用。春秋时期，这样的侯国先后出现五个，所以叫做“春秋五霸”。
“五霸”是指哪五个国家呢？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五霸”中最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增强了国力。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打败侵燕的北戎，挽救了燕国。并同其他国家一起“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郑、陈、许、曹等国联军伐楚，阅兵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这时楚国的兵力已相当强盛，连年攻打郑国。他见齐桓公人多势众，只得议和。在这些年代里，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来参加会盟。他就得到霸主的地位。
继齐国成就霸业的是晋国。不过中间还有个插曲，是宋襄公昙花一现的称霸。齐桓公死后，宋国君主襄公跃跃欲试想夺取霸主位置。正好这时的郑国依附楚国，宋襄公就带兵攻打它。楚国出兵救郑，宋、楚军队在泓（今河南柘城北）发生接触。宋军早已摆好阵势，宋司马（官名）子鱼要宋襄公乘楚军正在渡河时发起攻击，他不赞成；后来子鱼又提出趁楚军没有列好队鸣鼓进军，他仍然不同意。愚蠢的宋襄公多次失掉有利战机，最后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自己身受重伤，不久就死去，宋国的霸业烟消云散。在宋襄公打了败仗后，还发表一通失败有理的谬论，成为千古笑谈。
真正继承和发展齐桓公霸业的是晋文公。晋国开始强大是在晋武公时代，他首先扩大军事编制，新建立军（一万人，一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一级的军事组织。到他的儿子晋献公时，扩大成两个军。接着灭亡耿（今山西河津南）、霍（今山西霍县西）、魏（今山西芮城东北）、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虢（今河南陕县一带）等国。晋国国力急剧增长起来。
晋文公（献公子）即位不久，把原来的二军扩大为三军，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对内政进行改革。晋国在完成军事上、政治上的准备后，主动向楚国进攻，在卫国的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晋、楚两军对垒，以晋国为首的宋、齐、秦联军，打败楚、蔡、陈联军。晋文公的威名超过了齐桓公，进入晋国长期称霸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晋国，多次打败楚、齐、秦等大国，陆续灭掉三十多个小国，成为当时土地辽阔，兵力最强的国家。
在晋国称霸中原前后，它西边的邻国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曾大败晋军，俘虏晋惠公。但在秦、晋战争中，秦国失败的时候居多。秦向东发展，受到晋国的阻碍，转向西方进攻，灭掉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称霸。
在齐、晋称霸时期，地处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经常北上与齐、晋争霸。楚国有利的条件是江汉流域土地肥沃，弱小国家多，有发展余地。经过楚武王的经营，国力大振，成为当时强国之一。特别是楚文王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邓县）、息（今河南息县）等国灭亡，奠定了争霸中原的基础。到春秋中期，楚又灭掉江（河南正阳西南）、六（安徽六安北）等国，国土发展到淮河流域。春秋三百年间，楚灭四十余国，成为当时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在楚庄王时，曾饮马黄河，打败晋国，称霸中原。
在晋、楚争霸的末期，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越。吴国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到春秋中叶，晋国为了打败楚国，联吴制楚，吴国在晋国的帮助下，很快强大起来。吴国多次对楚进攻，使它在一年中，七次遭到攻击。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在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从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战役后，五战五胜，十一天中行军七百里，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北）。行军的迅速，战果的巨大，是春秋时期所仅有的。楚国经过这次战争的沉重打击，力量大大削弱了。
越国在春秋末期以前是个小国，楚为了联越制吴，大力帮助越国，使它迅速发展起来。吴王阖闾因越国攻吴，起兵攻越，战败受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立志报仇，打败越王勾践，越国以屈辱条件求和，把国家保存下来。
夫差战胜越国之后，认为没有后顾之忧，北上争霸。首先向齐国进攻，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杀死齐军统帅国书，俘获兵车八百乘。接着，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这时吴国发展到了顶点。
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大大消耗自己力量的时候，越王勾践经过养精蓄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切都做好准备，正当黄池之会的时候，勾践带领越军，一举攻下吴都姑苏（今江苏吴县），杀死吴太子友，吴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九年后，吴被越灭掉。
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北上至徐，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得到霸主的地位。
战国七雄
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荒地大量开垦，耕地面积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通出现新的繁荣景象。也就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在长期兼并战争中加强自己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向“公室”（诸侯）争夺土地和人民，扩大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了“公室”衰弱，卿大夫左右诸侯国命运的局面。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条件都酝酿成熟了。
战国初年，原来“五霸”之一的晋国，这时已是“六卿强，公室卑”，“政在私门”，国君完全由大夫摆布。韩、赵、魏三家先后消灭了六卿之中的另外三家——范氏、中行氏、知氏，进而瓜分晋国，在公元前403年列为诸侯。与此同时，春秋时期“五霸”的姜姓齐国，政权操在大夫田氏手中，并在公元前386年被取代了。这时候，那个名义上曾作为“共主”的东周王朝也和鲁、宋等几个小侯国一样，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而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从此我国的历史翻开了剧烈的统一战争的新篇章。七个大国的诸侯，先后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饬军队，为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人民，彼此展开了规模宏大而频繁的进攻战和防御战，胜利者扩大疆土和增加人口，战败者丧失土地和人口。因此，七个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和疆域是不断变化的，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以东，称为山东六国。
战国初年魏国是最强盛的国家。魏文侯选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和军队，西门豹在邺郡（今河南安阳市北和河北临漳县一带）革除社会恶俗，使百姓安心生产；吴起驻守西河郡（今陕西合阳一带）治军有方，使秦国不敢东向染指；内有李俚等人出谋划策，魏国很快崛起成为一等强国。魏国的疆土大致占有黄河西岸的陕西东部，以秦为邻；山西南部，北与赵相交；河南北部一带，东与齐交界，南与韩、楚接壤。魏惠王（因国都迁至梁，又称梁惠王）雄心勃勃，轻视力量积蓄多年的东方齐国和变法之后蒸蒸日上的西方秦国。结果是公元前353年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县东北）被齐国打败，将军庞涓被擒。接着在西方又败于秦国（公元前340年），国力大衰。惠王害怕秦国的进逼，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安邑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黄河西岸的大片国土陆续被秦吞并，失去了防御的天险黄河，魏国无力阻止秦国东进了。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把国都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迁至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这时韩国的范围包括河南中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东方受到魏国的威胁，西方守着东进的强秦，南方是不断开拓疆土的楚国，国又无险可守，经常受到周围诸侯国的攻击。韩昭侯时申不害为相，进行了某些改革，国力暂时有所加强。申不害死后，韩国又连年遭到诸侯国的攻伐，毫无抗击之力，只得听任大国摆布，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灭亡的降临。
赵国建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赵烈侯时任用贤能，节俭财用，国势渐强。赵武灵王又提倡胡服骑射，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拓土千里。疆域包括了河北中部和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以及内蒙河套一带。西方和南方临魏国，东方为齐国，北方是燕国，西北和胡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成为一时的强国。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北）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葬送了赵国四十多万军队，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战国时期燕国建都下易（今河北易县），国力较弱。燕昭王时为了增强国力，报齐国破国之仇，遍求贤能得乐毅，联合其他诸侯国出奇兵攻齐，连下七十余城，一度成为北方的强国，致使山戎不敢掠夺燕地。燕国的疆土达到东北辽宁，河北北部，内蒙南部。
进入战国以后，齐国更加强盛，占有山东大部，南与楚接界；河北东部，隔清河与赵为邻，北与燕为界；东临大海。建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威王时推行法治，反对弄虚作假，煮杀了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各级官吏莫不尽心竭力；又贯彻邹忌提出的鼓励批评朝政的建议，于是齐国大治。军事家孙膑和田忌也得到重用，他们统率大军在桂陵打败魏国的强兵，创出了齐国威慑东方的局面。至齐湣（敏）王骄傲自大，放松了对邻国的警惕，结果被燕国将军乐毅趁机出奇兵横扫齐国，只有即墨（今山东即墨）未陷落。后来田单利用乐毅遭诬陷离燕军的机会，以火牛阵破燕军，收复了国土。尽管如此，齐国往日的繁盛再也不能恢复了。
楚国是南方的强国，不断拓地开疆，灭了越、鲁以后，北与韩、魏、齐接壤；西达湖南沅陵和四川巫山县，与秦相交界；南至湖南九嶷山；东临大海。还曾派将军庄矫率军入云南。春秋晚期，把国都从郢（今湖北江陵北）迁至都（今湖北宜城），战国中后期在秦兵的接连打击下，又迁于陈（今河南淮阳），最后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郢。
本来秦国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到了秦孝公时重用法家商鞅（央）实行变法，一跃而成为强国。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公元前359年和前350年），大力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使民风质朴的秦国很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了山东六国，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首先挫败劲敌魏国，夺取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进而占领函谷关以东的韩国辖区，秦兵就可以自由往来攻打山东六国。在秦兵连连打击下的山东六国迫于灭亡的危机，在苏秦倡导下联合起来实行合纵政策，妄图抗拒秦的统一。针对山东六国的合纵政策，秦国进一步推行张仪的连横主张，利用东方六国的矛盾，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就这样秦国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秦将白起率军于公元前278年攻破楚都郢，又于公元前260年坑杀赵兵四十多万于长平。此后，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山东六国，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历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后世就把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二百多年的战争时期称为“战国”，而把互相攻伐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叫作“战国七雄”。
合纵连横
对于战国中后期，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问题。过去有一种传统看法，把他俩说成是同时代人，张仪游说连横，苏秦主张合纵，相互斗智，同时奔走于各国之间，为君主们献计献策。而且苏秦死于张仪之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记载大体也是这样。可是，按当时各国情况、地理及与其相应的史实来看，这种说法不够正确。就是司马迁也有过怀疑，他在《苏秦列传》后面写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于苏秦。”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点作过考证，也发表了不同见解。直到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它保存了被埋没两千多年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才校正和补充了这一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为我们了解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合纵连横”斗争发生在战国中后期。那时地处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由于齐威王和商鞅较为彻底的改革，国势进一步强盛起来，造成了两国对峙，争相统一中国的局面。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魏国在争霸中也跃跃欲试，其余国家，夹在齐秦中间，只求图存自保。齐秦对它们却是或分化或拉拢。这就产生了“强者兼人而弱者图存”的错综复杂形势，因此，“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形成了。
“合纵连横”，在当时那些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即魏、赵、韩），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连齐。连横（也叫合横或连衡），既可以连秦，也可以对齐。合纵其实也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意在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实为“事（仆从）一强以攻众弱”。即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后来，随着封建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的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正是在合纵连横的战争中，各国君主把对外政策看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各国间的外交情况，也使靠游说获利禄、进仕途的游士、食客取得了发言的地位，他们十分讲究权变，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他们的学说适于合纵的为纵说，便于连横的为横说，历史上把这些人叫做纵横家。张仪、苏秦就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张仪（？～公元前310年）是魏国贵族的后代。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孙衍担任大良造职务。他极力怂恿秦国攻魏。同年秦攻取了魏国河东的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曲沃（今山西曲沃县）等地。次年，张仪仗着他的辩才，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做了秦相。执政期间又一次攻魏，魏败，他迫使魏献上郡十五县，从此黄河天堑为秦掌握。公元前325年他又帮助秦惠文君称王，同时游说各国，迫使各国服从秦国。他为魏出了“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楚）”的主意，实际上真正的意图在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这就是“连横”的政策。这样就给了其他各国以严重的威胁。当时齐楚订盟，声势并不亚于秦。因此秦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齐楚两大强国，派遣张仪前往楚国，离间齐楚。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如果听我的话，和齐国断交，我就劝秦王献出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昏庸无能，竟听信了张的谗言，派人去齐国辱骂齐王，并与齐绝交。齐王气怒交加，随即不顾屈膝和秦国结了交，齐秦联合，共同对楚。当楚的使者向张仪要商、于六百里地时，张说：“我说奉献六里地于大王左右，非六百里啊！”使者将此事回禀了楚王，楚王大怒，就发兵攻秦，谁知受到齐秦联军的东西夹攻，连连惨遭失败，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夺取了汉中等地。
张仪的连横政策，对秦国的强大有所帮助，为秦积聚力量统一全中国，作了些准备，出了一点力气。但张仪距离秦始皇对东方六国各个击破，最后使合纵的盟约完全瓦解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苏秦（？～公元前284年）是东周洛阳人，年辈后于张仪。他的活动时期主要在齐闵王（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84年）统治期间，那时张仪已死去十多年了。苏秦自称鄙人，可能是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是燕昭王的亲信，一生主要为谋求燕国强大，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同时奔走于齐、赵、韩、魏等国之间，组织合纵攻齐及合纵攻秦。他的策略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从而牵制齐的精力，转移齐对燕的视线，以防齐国吞并燕国。
公元前314年，燕发生内乱，齐宣王乘人之危向燕大举进攻，几乎使燕到了全部覆灭的地步。到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国力才逐渐增强，因此处心积虑，力图报齐之仇。于是广泛招徕人才，等待时机。这时苏秦来到燕国，受到燕昭王的重用。公元前300年，苏秦揣摩到燕王的心思，就与燕王商定了以燕敌齐之计，去齐搞反间活动，五年而归。齐闵王即位后，改用孟尝君为相时的对外政策，背弃赵国而亲善秦国。公元前288年秦昭王派穰侯魏冉到齐国来，约齐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眼看齐联秦而和三晋关系恶化，燕昭王第二次派苏秦去齐，暗中从事反间活动。
苏秦去齐前写信给齐王，佯装透露三晋想连燕谋齐的消息，并表示自己对齐的一片忠心，以取得齐王的信任。到齐后，果然不出意料，齐闵王信用了他。于是他首先极力怂恿、引诱闵王攻宋。因为攻宋对燕有利。宋处齐南，燕处齐北，齐攻宋必然置北面边防不顾，而用兵于南方。且楚、魏与宋接壤，定会来争地，势必与齐发生矛盾。还有，秦是极力要保护宋的，攻宋必得罪秦，引起冲突。这样把齐放到了一个四面树敌的孤立地位上。当齐感到将与秦发生冲突时，就改变政策，又联络赵国，反对秦国。所以很快取消了帝号。在三晋和燕的援助下，齐第一次攻宋得胜，宋以割地与齐媾和。由于这样的突变，秦昭王也被迫取消帝号，齐秦关系再次破裂。齐闵王打算联合三晋、燕共同伐秦，同时不放松攻宋。五国合纵伐秦，名义上以赵国奉阳君李兑为主帅，实际上是由齐国一手操纵。苏秦就以齐臣的身份，四处活动，组织三晋、燕、齐五国联军，他为五国合纵攻秦做了许多工作，所以赵国封他为武安君。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苏秦合纵”的真实情况。
因为五国统治者同床异梦，各自都打自己的小算盘，特别是齐国不仅不真心实意伐秦，反而乘各国准备兵力攻秦之际大举攻宋。另一方面秦国也憎恨这种联盟，经常不断进行报复和破坏，所以五国合纵攻秦迟迟没有开始。而苏秦在这次合纵过程中，却得到了意外收获，他表面上为齐联络三晋，使齐“得志于三晋”，同时还保证齐攻宋的成功。实际上他借此机会，暗中为燕串联反齐力量，作反齐准备。
公元前288年，齐秦重新联合起来。齐第三次伐宋，终于吞灭了宋国。齐这一大胜利，大大震动了三晋等国，各国纷纷行动起来，力图伐齐。燕昭王认为时机已到，就去赵国，见赵惠文王，决定了五国攻齐策略。由于齐闵王对苏秦的信任，所以对燕毫无防备。不久燕公开“绝交于齐”，同时燕将乐毅率领五国军队从齐的北部燕国境内攻入齐国，齐大败。弱燕胜强齐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终于成功了。但苏秦在齐的阴谋活动却完全暴露，被齐闵王用车裂之刑处死，死时五十多岁。
战国时代，七国之间，忽合忽离，互相争雄，但全国统一之势，正在形成。苏秦在弱燕破强齐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使东方强大的齐国从此一蹶不振，客观上为秦完成全国统一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西方的秦国，原是七个大国中最落后的一个。后来经过一次政治改革，才逐渐强大起来。这个政治改革叫变法，领导这次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因此，也有人称他卫鞅，或者叫公孙鞅。他在秦国立了大功，被封为“商君”，才叫作商鞅。商鞅特别喜爱研究法律，当时有人把他介绍到魏国，但魏王不重用他。于是，商鞅到了秦国，秦孝公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左庶长，并主持变法。
变法公布以前，商鞅派人在国都雍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大木杆，下令说“谁能把这根大木杆从这里扛到北门，就发给他十两金”。十两金，是一笔不少的钱。人们很惊异，没有敢去扛的。这时，官员又下令说，赏金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惴惴不安地出来，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如数给了他重赏。同时对大家说，他的话是算数的。现在，新法就要公布了，不论是谁，都要遵守。商鞅这样做，就是取信于民，言出法随。
接着，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颁布了两次变法令。主要内容是：
（一）废除井田制遗留下来的阡陌界限，承认封建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二）按照军功大小重新确定社会等级。旧贵族没有军功的，剥夺他们的世袭特权。
（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小农经济。
（四）建立封建集权制度。在全境设三十一县，由中央任命官吏。在基层加强统治，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使相互监督。
变法是很不容易的，颁布新法的第一年里，国都里就有上千人反对，包括太子驷。这样，新法很难推行下去。商鞅决定首先惩治破坏新法的上层贵族。但太子驷是国君的嗣位人，不能用刑。他只得把太子驷的老师公孙贾处了黥刑。后来又把另一个老师公子虔处于劓刑。这样，变法终于推行下去了。
秦国实行变法以后，旧贵族的势力遭到打击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地位巩固了。由于奖励耕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国家的粮食也多了。同时，军队战斗力也大为加强，秦国逐渐变得富强起来。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趁机在惠王面前诬告商鞅谋反，惠王下令逮捕了商鞅，把他车裂，还处死了他全家。但是，秦惠王继续实行商鞅制订的政策，所以，秦国逐渐成了战国时期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胡服骑射
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那时候，许多国家作战时，要靠兵车，士兵穿着长袍和笨重的甲胄，行走十分不便。在赵国执政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大、主张改革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看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当时称为胡人）的军队，身穿短衣、长裤，上马下马都很灵活，骑马射箭，自如而迅速。他决心学习胡人的长处，革除自己军队的弊端。
胡服骑射雕像
赵武灵王征求了一些大臣的意见后，带头穿上了胡人的服装，精神抖擞，十分威武。文武大臣感到了震惊，后来也就习惯了。但也有人不理解，看不惯，连朝廷重臣、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也认为有伤风俗，不合先王之道。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赵武灵王耐心给他讲道理，说：“人们穿衣服，是为了图方便、实用和美观。让大家改穿胡服，目的是继承先主的事业，学习骑射，保证四境安全，使赵国强大起来。”公子成终于被说服了，也穿上了胡服。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实行服装改革，全国上下都穿上了轻便灵巧的胡服。他还亲自训练士兵骑马射箭，并把西北边界重镇原阳（今内蒙古萨拉齐县境）的步兵与战车合编的军队遣散，重新编制，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骑兵，大大加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
赵武灵王的改革获得了成效。公元前306年，他统率骑兵，长途征战，攻灭了中山国（今河北灵寿县至唐县一带），攻破林胡、楼烦，建立了云中、雁门两个郡。到了公元前300年，赵国已十分强盛，疆域扩展千里，与齐、楚、秦、燕，韩、魏六国并驾齐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如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还有一个插箭岭，相传那是赵武灵王当年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地方。
焚书坑儒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需要注意的是，从李斯当时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焚书坑儒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死之药。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他们畏罪逃跑。秦始皇闻知大怒，遂下令拷问咸阳四百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四百六十名术士、儒生全部坑杀。究其原委，所谓坑儒，只是对方士的一次坑杀而已。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但被杀者也有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大泽乡起义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就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他死以后，其子胡亥当了皇帝，是为秦二世。残酷的刑罚，沉重的赋税，名目繁多的徭役，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秦二世还大兴土木，四处征伐，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又向全国发布了服徭役的旨令。这年7月，河南方城县有九百名壮丁，在两个军官监押之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去戍边。由于当时连日大雨，道路不好走，赶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刘家集）时，已误了日期。按照秦时法律，这是要砍头的。这时，他们之中有两个带头的叫陈胜和吴广。他们商量道：“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为什么不拼死干一番事业呢！”于是，他们杀了监押的军官。
大泽乡起义纪念碑
起义前，陈胜让人在白绸子上写“陈胜王”塞入鱼腹；半夜在古庙用竹笼罩上篝火，学狐狸叫“陈胜王”，这就是“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借此为起义造势。
起义时，陈胜大声疾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接着“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就是以木棍做武器，在竹竿上扎布片作为旗帜，高呼“伐无道，除暴秦”的口号，起义了。后来就把起义用“揭竿而起”这个成语来代表。
陈胜吴广的队伍，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们很快占领了宿县（今安徽宿县），队伍壮大了，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余人，步兵几万人。后来他们占领了陈县（今河南淮县），建立了张楚政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陈胜被推选为王，吴广为将军。在短短的六个月里，起义大军横扫大半个中国，控制了今天的安徽、河南、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山东、河北等省的大片地区。还有起义军将领周文率队伍打到离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在这关键时刻，陈胜派到各地的将领以及混进起义队伍中的旧贵族，自立为王，拒绝援助周文的主力。周文的队伍孤立无援，加上缺乏训练，当遭到秦军几十万人的反扑时支撑不住了，周文也在渑池一战中壮烈牺牲。吴广带军队在荥阳和秦军相持了几个月，被内部阴谋篡权的田臧杀死。陈胜英勇抗击秦军，不幸也被叛徒庄贾杀害。
陈胜、吴广牺牲后，农民起义的烈火仍在燃烧。三年之后，秦二世终于被赶下了台。公元前206年，刘邦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汉朝。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对历代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名字永垂史册。
鸿门宴
公元前208年陈胜、吴广起义军失败以后，刘邦和项羽所领导的两支农民军，继续进行反秦斗争，成了反秦的主力。为了推翻秦朝统治，起义军作出决定，由刘邦领兵向西略地入关，项羽往北救赵入关，并且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刘邦军纪严明，“所过毋（勿）得掠卤（虏）”，又采取了收买秦将约其降的方针，很快瓦解了秦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攻下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听了张良、樊哙的劝告，“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又除秦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一套办法，受到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婉言谢绝，表示：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粮饷，不要秦民再费心。这更使得大家高兴，都唯恐刘邦不为秦王。项羽这时也破釜沉舟，在歼灭了秦军主力以后，到了函谷关外。他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收降了子婴，便怒气冲冲地打破函谷关，驻军鸿门。并准备第二天击破刘邦军。这时，项羽的谋士范增也看透刘邦原来在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而入关以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鸿门宴说明他正在收揽人心，志气很大，也劝项羽要立即进攻刘邦，不能给他以喘息、发展的机会。当时，项羽军士四十万，刘邦只有军士十万，如果项羽进击刘邦，是有把握获胜的。
可是，正在这时，项羽的叔父项伯，却因为与张良要好，连夜偷偷跑到刘邦军中，把项羽明日进击刘邦的消息告给张良，并劝他赶快逃走。张良反劝项伯和他一起去见刘邦。刘邦估计到自己力量不及项羽，只得在项伯来时，向他表示，自己清理关中户口、府库，正是等待项羽前来接收，决无独占关中的野心。请项伯把这个意思转告项羽。刘邦还称项伯为兄，为他设置酒宴，与他约为婚姻，对项伯竭尽拉拢之能事。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要求，约刘邦明日一早快来拜见项羽。当夜，项伯就把刘邦的话转告了项羽，并替刘邦说了许多好话，终于使项羽改变了进击刘邦的决定。
第二天，刘邦只带领一百骑兵，同着张良、樊哙等几员将领来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一同入席的还有项伯、范增和张良。尽管刘邦已经得到项羽谅解，可是，宴席上的气氛仍然非常紧张。范增几次举起所佩的玉玦向项羽示意，要他下令杀死刘邦，项羽都默然不动。于是，范增召来武将项庄，暗嘱他以舞剑为名，在宴席上刺死刘邦。项庄立即进入军帐，舞起剑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项伯也拔剑起舞，几次挡住了项庄刺来的剑，保护刘邦。张良见情势紧急，也立即召樊哙持剑握盾闯入军帐。樊哙怒目站在项羽对面，由于过分愤怒，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也张裂流着鲜血。当项羽问明他便是刘邦的卫士樊哙时，称赞说：“真是壮士啊！”并赏赐给樊哙一斗酒和一只生猪肩。樊哙一面喝酒，大口吞下生猪肩，一面陈述刘邦的功劳，指出，要杀害刘邦，是走秦朝的老路。在樊哙义正辞严的指责下，项羽哑口无言，只好说，将军请坐。刘邦乘此机会，假说上厕所，溜出军帐，“脱身独骑”返回霸上。这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故事。故事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的情节，也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典故。
“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放火烧了阿房宫，杀死秦王子婴，大肆抢掠。他凭借手中武力，以为天下从此已定，分封六国贵族、秦朝降将和有功将领十八人为王，自称“西楚霸王”，班师东归，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刘邦也被封为汉王，被迫进驻巴、蜀、汉中一带。
文景之治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当上皇帝后，认真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实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使西汉政权逐渐巩固强盛起来。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
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他们都十分注重加强中央集权。文帝时，刘邦分封的那些诸侯王的割据势力迅速扩张，自设官吏，自征赋税，成了独立王国。文帝采取各种手段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一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有效地抑制了部分诸侯王。汉景帝接受谋臣的建议，消除了一些封国的部分郡县，收归中央管辖。吴王刘濞见世袭特权受到威胁，串通楚、赵等六王，于公元前154年联合起兵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镇压叛军，很快平息了叛乱。这次事件后，景帝做出规定，各封国官吏一律由中央委派，不再给诸侯王以独立的军政权力，从而大大减少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可能，加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汉文帝、汉景帝对刘邦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了调整。政论家晁错向文帝提出“贵粟政策”。他指出，现在商人们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提高利贷，造成农民的贫困。长此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一般地讲“重农抑商”是不行的，而必须实行“贵粟”政策。即允许人民用粮食买爵位，用粮食赎罪；国家粮多了，可减轻赋税。汉文帝采纳了这一主张，公元前168年下达卖爵位令，二级爵，价六百石粮，九级四千石。实行“贵粟”，国家粮食大增。文帝还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开始，田租减半，次年，田租全免，持续十二年。至景帝又恢复到田租减半，直到西汉末。原先，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百姓，每人每年纳算赋一百二十钱，文帝时减为四十钱。原先，二十三至五十六岁百姓，服兵役二年，每人每年在郡县任更卒一月，减为三年当更卒一月。这些办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除此之外，文景时代为了加强武备，鼓励人民养马，制定了民家养马一匹，免三人徭役的“马复令”。同时，取消了关口检查来往行人制度，以便利商人贩运；解除山林、川泽伐采和捕捞的禁令，使老百姓能够补助生活。
丝绸之路
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文明与友谊之路。它像一条绚丽的彩带，从西汉时期的古都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翻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沿岸、印度、伊朗、伊拉克和欧洲腹地，绵绵7000千米。一路上，商旅使臣、僧人学者，络绎不绝。沙漠之舟载着人们，把我国的丝帛彩绸、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灿烂的文化传到西方；同时，也把西方特有的农产品和文化艺术的瑰宝送到中原大地。从西汉时期到隋唐的1000多年时间里，这条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东西方的大动脉，成为我国人民同国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丝绸之路已载入世界史册。
开辟这条道路，打通我国同西方联系的人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张骞。张骞约生于公元前175年，陕西汉中城固人。年轻时做过汉武帝近旁的侍从官。当时，北方的匈奴奴隶主屡屡派兵南侵，给人民带来了战乱。汉武帝决定派人出使西域去联络大月氏国，好共同抗击匈奴，大月氏在匈奴的西边，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经过匈奴。张骞胆识过人，自愿冒生命危险完成这一重大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使臣，由一个名叫甘父的匈奴人做向导，率一百多名随员离开长安西行。过了陇西郡，渡过黄河上游，进入了祁连山匈奴人盘踞的地区。不幸，队伍被匈奴人发现，在战斗中，寡不敌众，张骞和甘父被俘。在匈奴人的监视和奴役下，张骞度过了漫长的十一年。公元前127年，张骞和甘父等人逃出了匈奴人之手。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连跑了几十天，在戈壁大沙漠中忍受干渴和炎热的折磨，射鸟兽充饥。他们跨过一望无际的白龙堆石海，沿着天山南麓，经过楼兰、焉耆、龟兹，到了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为了找到大月氏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大宛国境（今苏联费尔干一带）。在那里，他们受到热情款待。大宛国王派向导护送他们经康居国（今苏联撒马尔罕），到达了大月氏。
张骞在大月氏生活了一年多，虽然未同大月氏达成共击匈奴的协议，但是却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等国建立了联系，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公元前127年，张骞他们动身回中原。为了绕过匈奴人的辖地，他们没走原路。可是，在翻越祁连山时，他们又被匈奴骑兵俘虏。单于非常愤怒，对他们严加看管。张骞他们白天背土筑城，晚上被囚禁，又苦熬了一年多。正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匈奴单于病死，他的兄弟和儿子争夺王位，起了内讧。张骞和甘父趁乱逃脱了囚禁，回到长安。十三年前出发时的一百多人，如今只剩他们两人了。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十三年来的探险经历和西域各国情况。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并任甘父为奉使君。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进击匈奴，张骞随军出征，由于他对匈奴的地理等情况熟悉，战争获得胜利。回来后，他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兵五万，与匈奴决战，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汉武帝任张骞为中郎将，带着黄金、丝绸等贵重礼品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们来到乌孙，又派了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并邀请他们派使者到长安观光。公元前115年，张骞载誉而归。由于他的努力，汉王朝的影响扩大了，西域的交通开辟了。从那以后，中国的汉人地区也种起了葡萄、胡桃、石榴、黄瓜、蚕豆、豌豆、大葱、大蒜等农作物，西域的汗血马、玻璃、宝石、玛瑙、香料，以及乐器琵琶、中东的乐曲、印度的佛教、希腊的绘画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蚕丝锦绸、炼铁炼钢技术、凿井技术，以及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都由这条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传到西方。这条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它和张骞的名字，永远为世界人民所传诵。
和亲与昭君出塞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联婚，被称为“和亲”。这种“和亲”联系最早是在汉朝统治者和匈奴族的单于之间进行的。
秦末汉初，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在其首领冒顿（音墨毒）单于的统治下，向东灭掉了东胡，向西赶走了大月氏，在北边打败了丁零等部族，往南征服了楼烦、白羊，不断地进攻燕（今河北省北部）、代（今山西省北部），并且渡过黄河，占领了河套广大地区。这时，匈奴拥有骑兵三四十万，成为西汉王朝北部的重大威胁。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第二年，刘邦亲自率兵讨伐韩王信，结果中了匈奴的诱兵计，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冒顿的骑兵围困七天七夜。最后，刘邦用陈平计，派人买通了冒顿的阏氏（匈奴单于的妻子），才得以突围。白登战役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攻汉朝的北部边境，连封在代地的代王喜也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由于当时汉朝的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内部统治还不够巩固，实在无力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于是，刘邦在公元前199年采纳了刘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决定以宗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且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推行“和亲”政策。
西汉初期的这种“和亲”，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婚。送去的女子，和其他物品一样，不过是对匈奴贵族的贡品。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的。尽管如此，这种和亲政策，却也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和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当然，只靠“和亲”政策，并不能彻底解除匈奴贵族势力的威胁。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地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略人民”，抢掠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要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做奴隶。有时匈奴进攻的报警烽火直达甘泉和西汉都城长安。有一次入犯的匈奴竟然连皇帝御苑的马都给抢走了。虽然如此，在当时汉朝政府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和亲政策，还是争得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这样就给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不断积蓄军事力量，准备反击匈奴的攻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同时，文、景两朝还积极迁徙人民充实边塞，垦田积粮，养殖战马，军事力量也有了充足的准备。到了汉武帝时，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贵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到汉宣帝时，由于匈奴在汉朝军队的连续打击下，势力衰落下去，加上连年天灾，致使人民、畜产死去十分之六七。原来被匈奴贵族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这时也都纷纷脱离匈奴贵族的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贵族再也没有向汉朝发动进攻的力量了。同时，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之下，西汉王朝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于是，汉朝政府与匈奴贵族之间的战争渐渐平息下去，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经是汉朝略居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比起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婚，情况已有所不同。
汉宣帝时，匈奴内部经过“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接着又出现了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南北对抗的局面。呼韩邪单于想借助汉朝的支持，挽救匈奴的危境，决心归依汉朝。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和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汉宣帝对呼韩邪单于以客礼相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甚至放到汉朝各个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给他黄金单于玺、汉式衣裳、冠带、玉贝剑、佩刀等物，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朝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攻杀了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汉朝对他隆遇如初，而且赠赐加多一倍。呼韩邪向汉元帝提出，愿意当汉家女婿，复通和亲之好，元帝立即应许。一个叫王嫱，字昭君的宫女，慷慨应召。汉元帝决定将她许配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意思是通过这次和亲，将与汉家建立永远和好安宁的关系。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竞宁元年”，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
王昭君伴同呼韩邪出塞以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几十年。呼韩邪死后，又“从胡俗”，改嫁给复株累单于（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的人，都努力维护汉匈通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的终了。史载当时“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北方边郡出现了空前安定的景象。
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非常严重。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日趋腐朽，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从这时起直到东汉末年，水旱虫蝗风雹连年不断，地震、牛疫也频繁发生。人祸加上天灾，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纷纷破产，农民到处流亡。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各郡国流民竟达数十万户之多。饥饿的流民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四处暴动。从安帝到灵帝的80余年间，仅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就有近百次，真可谓风起云涌。
黄巾起义
这些农民暴动，最初还只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也没有推翻东汉王朝的明确斗争目标，在东汉军队和豪强地主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逐渐向着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的方向发展，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灵帝时，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是太平道的教主。他自称“大贤良师”，通过用符水给人治病的手段传播太平道，吸收了很多弟子，并派他们到各地去传教。由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忙于争权夺利，对以治病为手段的太平道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有些人甚至认为太平道只是在“以善道教化天下”，因此太平道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半公开状态。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太平道众便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张角把这些道众按地域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张角还在道徒中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苍天”指东汉王朝，“黄天”则是指太平道教义中所宣传的美好社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甲子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指在这一年东汉王朝即将灭亡，天下将得到太平。这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预言，成为起义的号召和行动的纲领。太平道徒们还在洛阳寺门和各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为使起义准备工作更加扎实，张角又亲自到洛阳观察动静，并让大方首领马元义将荆、扬二州数万道众集中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联络洛阳的信徒，约定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发动起义。正当起义按计划执行过程中，叛徒唐周向汉王朝告密，马元义和洛阳道众一千多人惨遭杀害。在这紧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义。中平元年二月，七州二十八郡三十六万徒众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起义军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所以被称为“黄巾军”。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等等。起义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庄园，没收他们的财物，开仓赈济贫民。起义军作战英勇，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
面对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东汉统治者急忙下令解除党锢，动员一切力量对付黄巾军。一时间各地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协助东汉政府围攻起义军。东汉政府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的八个要塞，以防起义军进攻洛阳；又派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率主力镇压波才率领的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则率军镇压张角兄弟率领的巨鹿黄巾军。
黄巾军在野蛮凶暴的敌人面前，英勇不屈，顽强作战，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四月，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击败皇甫嵩和朱儁的四万多官军主力。六月，南阳黄巾军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赶走了新任太守秦颉。张角兄弟则率领巨鹿黄巾连续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等地，大败卢植、董卓的镇压军。但是由于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各地黄巾军独立作战，未能互相配合，缺乏统一指挥，在对敌斗争中，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优势，成为分散作战的孤军。波才的颍川黄巾军在与皇甫嵩对峙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依草结营，受到汉军火攻而损失惨重，随后又被皇甫嵩、朱儁与曹操的援军追击于阳翟，陷于失败。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战死后，由赵弘、韩忠率领据守宛城数月，赵弘、韩忠也相继战死，最后宛城陷落，这支义军也失败了。巨鹿黄巾军在击败卢植、董卓的进攻后，东汉政府又派皇甫嵩前来镇压。正当起义军面临新的战斗之时，张角不幸病逝。农民军由张梁率领，在广宗一带与皇甫嵩展开激战，张梁阵亡，五万农民军英勇牺牲。十一月，张宝率巨鹿黄巾军余部在下曲阳与皇甫嵩再度血战，结果张宝战死，巨鹿黄巾军最后失败。
颍川、南阳、巨鹿三大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其余部仍在各地继续坚持战斗。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巾军余部郭大在西河白波谷（山西襄汾）再次起事；益州黄巾军马相起于绵竹；青、徐等地黄巾军在张铙率领下，一度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后被曹操打败，收编为“青州兵”。
黄巾起义暴发以后，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响应，其中张飞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义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汉中地区爆发了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江南地区也屡见黄巾起义活动。
黄巾起义发动的广泛、计划的周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它以惊天动地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沉重地打击了腐朽封建统治，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贞观之治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曾写下光辉的一页：在他当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9年），政治清明，国力强大，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雄才大略，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战功赫赫。他亲眼见到隋炀帝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掌握政权以后，注意缓和阶级矛盾。他常说：“不能忘记隋炀帝亡国的教训。”又说：“一个好国君，必须先让百姓过好日子。如果损害他们来供奉自己，那就像割下大腿的肉去喂肚子。”他把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记在心上，曾对太子李治说：“皇帝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让船浮在上面，也能让船翻到水里。”在他当政后，为了让农民安心生产，他切实推行了唐高宗李渊时期制订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控制了土地和劳动力，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来源，形成了“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税制度。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们重返家园，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李世民在军事上，继续沿用了隋朝的府兵制，全国建立了六百三十四个军府。府兵称作“卫生”，由各军府从均田农民中挑选，这叫“点兵”。府兵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每年轮流到长安担负一个月卫戍任务，有战事就出去打仗。府兵可以免去本人的租庸调。
李世民发展了隋朝时开始出现的科举制度，增加了考试科目。他曾说过：“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他在用人方面，坚持“任人唯贤”和“取其所长”的原则。在争夺天下时，他就网罗了大批文才武将，即位后，又马上让宰相封德彝推举贤才。有一次，他发现武将常何的奏疏写得很有水平，了解到是常何的门客马周起草的后，李世民就把马周召来，安排他做了官。后来，马周做了宰相，成为李世民的助手。特别是对前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才能卓著的魏征、王珪，十分看重，尽管他们过去帮太子反对过李世民。对自己的亲属、朋友，对部下，李世民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按才录用。
唐太宗李世民最突出的优点是善于纳谏。也就是听取批评意见。他曾问大臣魏征：“用什么办法才能头脑清醒而不昏庸？”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经常给太宗提意见，多次指出太宗的过错。有时把太宗惹火了，仍然神色镇定，坚持自己意见。魏征一共给太宗奏事二百多件，在唐初实现贞观盛世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623年，魏征患重病期间，唐太宗每天派人去看望他。魏征病危时，太宗亲至病榻。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流泪说：“以铜为镜子，可以照见衣帽穿戴得是否端正；以历史为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为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这面使我明得失的镜子再也回不来了。”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采用和睦政策，对汉族人和非汉族人同样看待。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在唐朝政府担任军政要职。他还让文成公主与吐蕃君主松赞干布联姻，加强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团结。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博采众议，实现了比较正确的政策，才使唐朝初年出现了繁荣强盛的局面。“贞观之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成公主入藏
西藏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至今还供奉着吐蕃赞普（吐蕃对王的称呼）松赞干布和唐朝文成公主的塑像。一千三百年来，西藏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文成公主的优美传说。
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我国青藏高原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吐蕃人勇敢善战，平时把弓和剑带在身上，崇拜战死的英雄。在战场上，谁往回逃跑，就在他头上拴一个狐狸尾巴，讥笑他像狐狸一样的胆小。
七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许多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定都逻些（今拉萨）。那时我国内地正是唐太宗统治下的强盛的唐朝。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文化，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派出第一批使臣访问长安，唐朝使臣也很快到吐蕃回访。这是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以后，松赞干布几次派亲信大臣带着珍贵的礼物来到长安，请求通婚，唐太宗未允。
公元6*0年，松赞干布命大相（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五千两和珍宝数百件来求婚。唐太宗终于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
文成公主入藏
公元6*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他们在吐蕃的都城逻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文成公主读过许多书，很有才能。她入藏的时候，带去不少医药、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还有谷物和蔬菜的种子以及精致的手工业品。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同心协力地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那时吐蕃没有历法，以麦熟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教给吐蕃人推行历法。文成公主信仰佛教，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提倡佛教，在逻些修建了大昭寺。松赞干布不断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唐朝许多有学问的人，也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唐朝又给吐蕃送去蚕种，派去养蚕、酿酒、制碾磨和造纸墨的工匠。吐蕃的农业技术原来比较粗疏，土地不平整，不打畦，没有阡陌，水土容易流失。汉族农业技术传入后，吐蕃劳动人民种地开始挖畦沟，田野里阡陌纵横，大大提高了产量。文成公主带去的水磨，深受吐蕃人民欢迎，使他们学会使用水力的技术。公主和她的侍女还把纺织、刺绣技术，传授给吐蕃妇女。
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日益密切。高宗时候，松赞干布接受唐朝给他的西海郡王的封号。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蕃关系更加密切。尺带珠丹上书给唐朝皇帝说：吐蕃同唐朝已经“和同为一家”了。公元821年，吐蕃同唐朝会盟，盟约里说，唐蕃之间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他们建立的会盟碑，现在还完好地树立在大昭寺门前。这是汉、藏两族团结友谊的历史见证。虽然，唐朝和吐蕃的统治者之间，也进行过多次战争，但那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而两个兄弟民族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友好相处。
开元盛世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以后，封建统治者便着手恢复有利于政权巩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唐初一百年，国家比较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唐玄宗在公元713年即位，励精图治，继续保持了唐朝的兴盛，社会上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在用人方面，唐玄宗坚持“唯贤是举”和“用其所长”的原则。经过认真地选拔，他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干。姚崇、宋璟确实忠诚可靠，有胆有识，为唐玄宗出了许多好主意。武则天当政期间，由于兴建大量庙宇，修筑“明堂”，增收赋税，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阶级矛盾有所发展。为了消除遗留下来的弊政，唐玄宗积极采纳姚、宋的建议，进行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唐玄宗仍然执行让百姓休养生息，使百姓安乐的方针，减轻赋税，减少徭役，推行各种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兴修水利，又有大片田地能够得到灌溉，不少从前的荒山坡变成了良田，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
手工业也逐渐发达。官府工匠和私营工匠的人数增长很快，手工业作坊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锦缎纺织技术更加精巧，丝织品印花染色技术不断提高，陶瓷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旺，也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唐玄宗末期的户口数较唐初上升了4倍。
因唐玄宗前期年号为“开元”，史称他统治的28年是“开元之治”。
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一首诗里描绘出这一盛世之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安史之乱
唐朝从高宗以来，边疆一直有重兵屯戍。到玄宗统治前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又在边境的若干重要地区增设军镇。军镇管辖几个州，主将称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他们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做宰相。这就是所谓“出将入相”。天宝初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唐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政治日趋腐化。自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终日沉湎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之中。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朝政，飞扬跋扈，干尽了罪恶勾当。
那时候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市）、河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十五万，势力雄厚。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人，母亲是突厥族人。他曾几次入长安朝见玄宗，并被杨贵妃收为养子。安禄山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玄宗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认为有机可乘，阴谋叛乱，夺取唐朝的天下。他一面常常向玄宗进贡财物，并总是说“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骗取玄宗的信任；另一面却暗中招兵买马，准备反叛。安禄山在范阳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收藏兵器和粮食，还大量扩充军队，收编北方少数民族的降兵，又从中挑选骁勇善战的青年八千人做亲兵，畜养高大健壮的战马几万匹。他用胡将代替汉将，也收用一些汉族地主，为他策划叛乱。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带领军队十五万人，以讨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唐朝内地多年没有战争，很多州县无兵可用。临时招募的兵士，没有经过训练，不会作战。从武库里拿出的盔甲和兵器，不少都朽烂了。一部分兵士只好用木棒打仗。地方官吏听到叛兵要到，有的弃城逃跑，有的开门出迎。安禄山的军队长驱南下，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就渡过了黄河。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安禄山占领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又过了几个月，叛军击溃了唐朝的潼关守军二十万人，继续西进。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潼关失守，长安顿时乱作一团。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中途行至马嵬驿，将士鼓噪不前，杀死祸国殃民的杨国忠，并要求惩办杨贵妃。玄宗无可奈何，派人缢杀了杨贵妃，继续逃奔。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到灵武（今宁夏灵武南）称帝，就是唐肃宗。长安被叛军占领。
叛军非常残暴，每攻下一城，就抢走那里的财物和妇女，屠杀老人和小孩，强迫壮年男子服苦役。他们到处受到人民的反抗，唐朝的一些地方官员也起来抵抗。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进兵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音稿）卿和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亦起兵河北，牵掣住安禄山的后方。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出兵扼住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只能控制洛阳、陕州一带。叛军四面受击，内部争权夺利。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被他的大儿子安庆绪杀死。
唐肃宗向朔方、陇右（今甘肃一带）、安西（今新疆一带）和西域征调援军，并向回纥借兵。公元757年九月，唐将郭子仪等率领唐军和回纥、西域兵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被迫退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也暂时投降了唐朝。第二年，史思明又起兵反唐，洛阳一度落在叛军手里。然而安史集团内部仍旧不断争权夺利。史思明后来杀死了安庆绪，自立为帝。不久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分裂，势力大为减弱。唐朝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公元763年，叛军的几个主要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杀了，战争才告结束。这次战争前后延续八年，历史上叫作“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增设了许多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同地方豪强地主勾结起来，各据一方，发展成为“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的藩镇割据势力。后来，更出现了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兵将拥立，逼迫朝廷不得不承认的局面。唐朝中央集权势力大大削弱，统一局面破坏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和地方势力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对人民说来，是一场大灾难。人民在战争中是心向唐朝的，然而，在镇压叛乱中，人民也遭到极大的灾难。唐军收复河南的州县，硬把河南叫作“贼境”，老百姓的财物被一抢而光。战乱期间，洛阳周围几百里内，不少州县成了废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重大破坏，北方的经济衰落了。而江淮地区未直接受到安史兵祸。所以，从此以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日益超过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了。
杯酒释兵权
五代以来，各个封建割据政权的内部斗争，都由军事实力派支配。朝代的更替，往往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在十世纪的半个多世纪中，封建朝代换了五个，皇帝换了八姓。赵匡胤自己就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夺取皇位的。
如何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件的再现？这是赵匡胤即位后所要解决的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因此他在解决了李筠、李重进等后周的残余势力之后，就回过头来剥夺高级将领的兵权。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归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在五代后周时，周世宗柴荣一度整顿了军队，命赵匡胤指挥禁军。他依靠这支禁军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宋初全国兵额有三十七万多名，其中禁军就有近二十万人。
当时禁军高级将领有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等人。这些人有的是赵匡胤的亲信，有的是赵匡胤结拜的兄弟，有的是直接参加陈桥拥立的“功臣”，全都是赵匡胤集团的核心人物。对于这些人会不会篡权，赵匡胤是很不放心的。
赵匡胤即位的次年（公元961年），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宴请石守信等几个高级将领。在酒席上，赵匡胤对在座的将领们说：“都是靠了你们，我才有今天。但做皇帝也很艰难，倒不如当节度使快活。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安稳。”石守信等都急问：“这是为什么？”赵匡胤回答说：“我这个位置谁不想？”石守信等说：“大局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接着说：“你们固然没有异心，但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能行吗？”在座的将领们吓得满身大汗。他们涕泣叩头，请求指明一条出路。于是，赵匡胤就进一步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不会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去选买最好的田地、最华贵的宅第，替儿孙们多置备产业，自己也能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一辈子。这样，君臣之间不是相安无事了吗？”于是石守信等人第二天就上表称病，乞求解除兵权。他们名义上是出守外地，当节度使，其实各地方的军事都已归各州统辖，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在收夺高级将领兵权之后，赵匡胤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军权的集中。
为了集中军权，北宋王朝改用文臣充当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赵匡胤就曾经十分得意地对亲信大臣赵普说过，我现在派了一百多个文人担任地方的藩镇，就算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武将的十分之一。屯驻在各地的禁军，将帅也不固定，都由朝廷任命。各地部队经常流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一旦发生战争，不仅将帅由皇帝临时委派，甚至作战方案都由皇帝亲自制定，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只能按照皇帝的既定方案和阵图行事，不得随便改动。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把军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其后果却束缚了将帅和士兵的手足。平时士兵得不到有效的训练，战时将帅不能临阵决策。北宋王朝与辽、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败，经常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王安石变法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是因为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进行过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公元1069年，四十八岁的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即宰相），从这时起，就开始了王安石变法。那时，北宋王朝遇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剧烈，军费开支庞大，阶级矛盾尖锐，外患骚扰严重。王安石年轻时曾广泛接触社会，面对北宋贫弱腐败的现实，他立下了改变现状的志向。由于他在政治和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名声，宋神宗上台后，就委以他变法的重任。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重在发展生产、开发财源、增强兵力。他颁布了平均赋役的均输法、免役法，发展生产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还有政府控制市场、物价的市场法等。在强兵方面，有给将领训练士兵权力的将兵法，寓兵于民的保甲法以及保马法、军器监等。
王安石的新法，实行了约十六年。短短十余年中，全国兴修水利一万零七百多处，灌溉田达三十六万多顷，农业得到大发展，朝廷增加了收入，储备了大量物资，加强了国防力量。新法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得到改变。但是，王安石变法限制、打击了地主豪绅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在朝廷内外都遭到不少反对派的反对和攻击。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终于抵挡不住顽固势力的强大压力，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去，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担任宰相，至此，新法完全被废除。
王安石看到变法失败，非常痛心，不久就忧愤而死。终年六十六岁。他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靖康之耻
公元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
公元1126年1月，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公元1127年3月20日，北宋宣告灭亡。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身体，斥责金人为狗辈。完颜宗翰初时想招降李若水，过了几天看看无效，就随便让手下处理他。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的手下割裂咽喉而死节。
4月20日，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等北返。
莫须有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岳家军奋勇北伐，力图恢复宋朝一统江山。
岳飞
岳家军节节胜利，金兵闻风丧胆。不久，岳飞进兵朱仙镇，这个地方，离开故都汴京已经很近了。岳家军与金兵对垒，岳飞又以少胜多，击溃了金兵的十万大军。岳飞高兴地向高宗奏告：金兵锐气丧尽，目前已丢弃兵器，向北逃窜。机不可失，准备进兵汴京，迎回徽、钦二帝。
然而，朝廷一向有主战和主和两派。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打算借机与金议和求得苟安。这时，赵构却倒向了主和派。秦桧深知岳飞抗金最为坚定，就先调一向与岳飞不睦的张俊等将领率部先归，然后以岳飞不宜孤军久留为由，命令他班师回朝。怕岳飞不听，一天之内竟连发十二道金字牌，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明白乘胜追击已绝无可能，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
岳飞班师回朝，遭到秦桧等人的构陷，案子将要做成的时候，韩世忠不服，到秦桧府上找秦桧质问。秦桧说，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反动信件，虽然找不到了，可是“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夜，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岳云父子及部将张宪等人都害死于风波亭。
关于“莫须有”的确切含义，历来有争论，说法很多，简列如下：
1徐乾学在《资治通鉴后编》里表示“莫须有”三字是弄错了，该是“必须有”。
2俞正燮有鉴于此，他在《癸巳存稿》里，认为“莫须有”三字还是该从字面解释，认为该标点做“莫，须有”。“莫”表示秦桧的迟疑，“须有”表示必须有。
3“莫须有”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将来可能会有”。
4“莫须有”也可解释成“不须要有”的意思，代入《宋史·岳飞传》也很说得通，“不须要有”同样符合“莫须有”的字译。
5有人认为，对“莫须有”的解读，其实，学者们都忽略了南方方言要素。在浙江兰溪方言里，对或然性事物的判断，至今还保持着“没数”的用法，发音为“莫须”。例如“他莫须是晓得的”、“她莫须真做过的”等等。兰溪离京都临安不远，古代水路交通发达，这一本地语素可与杭州官话古音互相印证。因此，“莫须有”应当理解为“没数有”，即可能有的意思。
6据李敖先生发表的见解，“莫须有”是宋朝时候的方言，正确的读法是“莫须，有”，表示“等等看，会有的”。
7还有人认为，“莫须有”三字，是宋朝人的用法，应该从宋朝人的书里去找旁证，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宗。在宋朝人的书里，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莫须召二三大将来”的话；《铁围山丛谈》里有“莫须问他否”的话；《后村大全集》里有“莫须有人”的话。从这些宋朝口语中，我们归纳出来“莫须”的语义，原来是“难道不”或“难道没”的意思。“莫须有”三个字，原来是“难道没有吗？”的意思。印证“宋史”原文：“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翻成现代话是“岳飞的罪名，难道没有吗？”这是一种傲慢的语气，正是当时针锋相对的对话，“莫须有”三个字这样解释，才说得通。
郑和下西洋
15世纪初，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华民族出了一个世界航海史上伟大的先驱者，他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七次下西洋（当时称今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北印度洋一带为西洋，称今南洋一带为东洋），从公元1405年至1433年，前后历时28年，航程10余万里，走访了37个国家和地区，最南到爪哇（今印尼），最北到波斯湾和红海的麦加，最西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部国家的文化经济交流。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公元1371～1435年），本姓马，名三保（或三宝），回族，云南昆阳（今晋宁县）人。他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据说，他祖父和父亲曾航海去朝拜过伊斯兰圣地麦加。郑和十二岁时，被带进皇宫当了一名小太监。他聪颖机智，才干超人。当燕王朱棣起兵南下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时，郑和在战斗中多次建功，深受燕王赏识和器重。燕王做了皇帝后，便把他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名郑和。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派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出使西洋各国。郑和率领27000多人，乘宝船62艘，还有一些小船，出发了。据记载，宝船最大的装有9桅，12帆，长44丈（147米），宽18丈（60米），载重1000吨，可载1000人。当时采用水罗盘定航向，“牵牛过海”（观看星斗法）夜航，船体和篷、帆、锚、舵的制造和使用都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船上的专业人员分工也十分精细。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南巫里（印度西岸）。公元1407年10月返回。以后又六次出海远航，他最后一次航行的时间（公元1433年）比公元1492年世界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公元1497年葡萄牙的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横渡阿拉伯海到达加尔各答）早半个世纪。
郑和七次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郑和还编有《郑和航海地图》，是有关海洋地理的珍贵地图。郑和七次下西洋，也加速了南洋各地社会发展的进程。
张居正“一条鞭法”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的征赋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地主阶级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吏，也为此作出许多努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岛屿。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就派人到达台湾，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台湾。宋、元时期，曾在台湾建立了行政机构。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清朝政府设置台湾府，进行管辖。
郑成功收复台湾图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台湾人民英勇地跟他们作斗争，不断进行反抗。
公元1661年3月，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人，从厦门出发，经澎湖，于台湾禾寮港（在今台南境）登陆。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积极支持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他们将饮食送到郑成功的军队前，用车辆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郑成功指挥的军队击溃敌人从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兵。夺回了荷兰殖民者盘踞的东嵌城（今台湾安平）。荷兰总督揆一不甘心失败，躲在台湾城（今台南南部）里，妄图顽抗到底。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把台湾城包围了起来，施以猛烈的攻击。历经将近9个月的围攻战，次年2月1日，荷兰总督揆一终于被迫签订降书，带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台湾。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行政机构，推行屯田，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
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本名森，字大木。祖建南安人。因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曾在南澳（今属广东）起兵，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62年5月，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九岁。他被安葬在台湾州仔尾。公元1699年，人们将他的灵柩迁葬于今福建省南安县水头镇附近的康店复船山郑氏祖茔内。
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封建社会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著、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的另一次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著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著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饶他一命，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枬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枬“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理也极为严酷。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狱。徐述夔著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著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著《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朝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丢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退避三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名叫重耳。在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二十二年）遭到后母骊姬的陷害，被赶出了晋国。
重耳和赵衰、狐偃等一帮谋士武将，避难于外祖家狄人那里。一住就是十二年，还是不能回到晋国，只好奔走于齐、曹、宋、郑等国，等待时机。大约在公元前638年，重耳和他的一帮人狼狈地来到楚国。
楚是南方一个大国，多年来就想称霸中原。国君楚成王深知，要想向北发展，和晋国取得谅解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引起了他对重耳的特别重视，破格以国君的礼节来款待这个亡命的晋国公子。
一次，楚成王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重耳。席间他对重耳说道：“公子要是回到晋国，当上国君以后，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委婉地答道：“美女和玉帛等物，君王你有的是。珍奇的鸟羽，名贵的象牙犀皮，就产在你的土地上，流到我们晋国来的，不过是君王你剩余的部分。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你才好。”楚成王当然不满足，就再问道：“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不过你总得给我一点报答吧。”重耳稍一停顿，就说道：“若托君王的福，能返回晋国当上国君，有朝一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我将退避三舍，以报答君王今日的盛情。假若还不肯罢休，我只好左手弯弓，右手搭箭与君王在战场上周旋一番了。”（古时候军队一日行三十里而住宿，叫一舍。三舍就是三天的行军路程，即九十里。）这就是“退避三舍”这句成语的来源。
卧薪尝胆
两千四百多年前，我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吴国和越国（在今江苏、浙江一带）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逝世，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趁机攻打越国。两军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交战。吴军中了埋伏，大败。吴王负重伤，不久就死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王位。他让伍子胥和伯嚭在太湖操练水师，自己在陆军，决心为吴国报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任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率大军向越国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越王勾践不听谋臣范蠡的劝告，贸然出兵，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洞庭山）一带和吴军展开水战，越军损失惨重，勾践带了五千残兵，退到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没办法，只好派大臣文种选美女八人，带白璧十二双，黄金一千两，贿赂了吴国贪财好色的伯嚭，向吴国求和。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忠告，同意越成为吴的属国。
卧薪尝胆
从这以后，勾践夫妇和大臣范蠡就到吴国住在阖闾坟旁的一间石屋里，为吴王放马。他们穿破衣，吃糠菜，对吴王表现出十分忠顺的样子。吴王乘车外出，勾践执马鞭为吴王牵马。有一次，吴王病了。在吴王病榻前，勾践问寒问暖，甚至亲自尝吴王的粪便，看它是不是酸苦。吴王夫差感到勾践对他一片忠诚，于是不顾伍子胥再三劝阻，终于放勾践回国。
公元前491年，勾践回到自己国家，他立志发愤图强，报仇雪耻。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艰苦的环境，睡在稻草柴薪上。室内悬挂着一颗苦胆，每天都要尝尝它的苦味。他不断让人提醒自己：“你忘了在吴国的耻辱了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让文种管理国政，范蠡整顿兵马，他亲自下地干农活，让夫人绩麻织布，养蚕缫丝。他规定七年不收赋税，奖励生育，加强军事训练，重用人才。他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勾践还采取了结齐、亲楚、附晋的方针，以孤立吴国。勾践为了不让吴王起疑心，仍然向吴国进贡，定期派人去向夫差问安，还把国内有名的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吴王夫差看不出勾践在准备报仇，听不进伍子胥的一再忠告，反而逼死了伍子胥。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兵前往冀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鲁等国争霸王。越王勾践趁吴国空虚，突然举兵伐吴，攻打吴国都城，俘虏了吴国太子。夫差带兵回救，被打败，只得向越国求饶。又过了四年，越王勾践再次发兵攻打吴国，在阳山（今江苏吴县西）把吴军包围。夫差走投无路，求和遭到拒绝，他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忠告，拔剑自杀了。越王勾践接着派大军北渡淮河，约齐、晋、宋、鲁等国在徐地（今山东滕县南）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越王勾践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经过20年艰苦奋斗，最后振兴了自己国家，这一段历史给后世人们以深刻的教训。“卧薪尝胆”也成为取得事业成功的精神财富。
纸上谈兵
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个人名叫赵括。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奢机智善战，曾于公元前270年，大破秦军于阏与（今河北省武安县西），使秦国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挫折，为赵国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封他为马服君。赵括自少年时代起，就熟读兵书，善谈兵法，连他的父亲也驳不倒他，自认为天下无敌。然而他的父亲却不认为他具有真正的军事指挥才能。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他说：“战争是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大事，必须以极为严肃和谨慎的态度去对待，而括却把它看得轻而易举，这就一定要坏事！”
当时正处在列国兼并剧烈的时期，秦国势力最大。秦在打败了南方的劲敌楚国之后，将战争的重点转向北方。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把韩国的上党郡完全和本土隔绝，韩国大为惊慌，最后决定请求赵国发兵取上党十七县，以抵制秦国。赵国派遣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大将廉颇，带大军驻守长平，秦国也派大军向长平进攻。
面对强大的秦军，廉颇筑壁垒坚守，采取防御政策。秦军屡次挑战，赵军都按兵不动。两军在长平相持三年，不分胜负。于是秦国采用反间计，派间谍携带千金贿赂赵国的权臣，并散布流言说：“秦国最怕由马服君的儿子赵括领兵，廉颇倒是容易对付的，而且他快要投降了。”这时赵惠文王已死，他的儿子赵孝成王立。昏聩的孝成王对廉颇的坚守政策早已不满，又听信了流言，于是马上撤换廉颇，以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他的职位。
当时，赵奢早已死去。赵括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去对赵王说：“请大王不要用括作将军，括的品质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的父亲作将军时，很得军心，大家都拥护他，大王所赏赐的物品，他都分给部下同享，一旦接受命令，就一心为公，不再过问家事。而今，括做了将军，马上变得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两只眼睛尽往上瞧，对部下毫不关心，没有人敢接近他。大王所赏赐的金帛，他全都搬到家里，并乘有利可图的时机，购买田宅，一心谋求个人的私利。这种作风和他的父亲相比，哪里有半点相似之处！希望不要用他，以免耽误国家大事。”赵王回答说：“我的主意已定，不再改变了。”赵括的母亲又说：“既然如此，将来括若是有了不称职的地方，请不要连我一同问罪。”赵王允许了。
于是赵括走马上任，一到长平，就把廉颇原来的决定全部改变，将官全部调换，大举出兵进攻秦军。
这时，秦王见赵王中计，暗自高兴，密派能征善战的白起为上将军。白起先在正面佯败后退，另外又布置了两支奇兵，迂回抄袭赵军后路。赵括不知是计，乘胜追击，直攻到秦军的壁垒之下。秦军坚守阵地，赵军不能攻入。这时秦军的一支奇兵二万五千人已经断了赵军的后路，把赵军切为两段，使其前后不能呼应。另一支奇兵五千人直捣赵军的壁垒，使赵军失去了根据地。秦军又出轻兵进攻赵军，赵军屡战屡败，只得临时筑壁固守，以待援军。秦昭王听说赵军粮道已断，亲自往河北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送往长平，阻绝赵国的救兵和粮饷。赵军被困，断粮四十六日，饥饿的士兵杀人相食。赵括分兵四队，轮番反攻不能突围。最后，他亲自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将，军心大乱，四十多万赵军投降秦国。白起怕投降的赵兵寻机造反，仅把战俘中年幼的二百四十人放回赵国，其余的全部活埋。
赵括只知道背诵兵书上的教条，空谈军事理论，而毫无实践经验，不懂随机应变，结果长平一役就断送了赵国四十五万大军，使赵国元气大伤。
从此，人们把那些空谈理论教条，不注重实践经验的恶劣作风斥为“纸上谈兵”。
毛遂自荐
战国后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在战争的过程中，秦国已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它南破楚，东败齐，在中原称雄一时的魏国，四面受敌，也已衰落下去。独有赵国趁秦齐相争之机，国力得到发展，还比较强大。秦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在公元前282年派兵攻韩，迫使韩国的上党降赵。公元前260年大败赵军于长平，制造了活埋赵国降兵四十万的大惨剧。秦军乘胜在公元前258年围困了赵国都城邯郸。秦国大军压境，赵国危在旦夕。但是秦军在长平的暴行，激起赵人的义愤，赵国的统治者看到民心可用，一面顽强坚守，同时派人到各国求援，以解国都之危。
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在他家里供养着各色各样人物的“门客”有三千多人。赵王派他到楚国去求救，在当时“诸侯畏秦”的局势下，他知道楚王不会痛快地同意救赵。便决定在门客中选二十名文武全才的人同去，打算先用好话去说动，若不成功，就用武力威逼楚王出兵救赵。平原君在门客中挑来选去，只选出十九人，还差一个，怎么也选不出。平原君正在发愁的时候，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人，走到面前说：“我听说你准备带二十个人到楚国去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现在还差一个，为此影响你的行期，形势这样紧迫，你就把我算上，凑个数吧。”
平原君问道：“先生到我这里几年了？”“三年。”毛遂答道。
平原君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哎，世上凡是有才干的人，就像铁锥装进布袋里一样，那锋利的锥尖立刻就会露出来。你在我这里已三年了，没有人称颂你，我也未听到过你有何本领。可见先生没有什么才干。先生，你还是留下吧。”
毛遂对平原君说：“今天你就把我装进布袋吧。要是早将我装进布袋，连整个锥子都已从锥柄上脱下而钻出来了，哪会只露一点尖呢。”古时把柄叫做颖，“脱颖而出”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平原君带着毛遂等二十人出发到楚国去。
平原君到了楚国，在楚宫廷上给楚王说明赵国的危急，要求楚与赵合纵抗秦。楚王害怕秦国，不肯出兵。两人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还是没有结果。随同平原君的二十个门客，在堂下等得不耐烦了，毛遂按着剑，大步跨到堂上，对平原君说：“合纵抗秦的利害，只要两句话就决定了，你们从早上谈到中午，还不能定，是什么道理？”楚王见毛遂说话这样不客气，十分生气地问平原君：“他是什么人？”平原君答道：“我的门客。”楚王大发脾气，对毛遂怒声道：“还不快下去，我与你的主人说话，你上来干什么？”
毛遂正是要激怒楚王，以借机用武力逼迫他。当楚王对他呵斥时，他双目圆睁，按着挂在腰间的宝剑，向楚王面前靠近几步，用威逼的口气说道：“大王，你之所以敢于这样申斥我，是凭借着楚国强大的军队。现在我与你相距不到十步远，楚国的军队救不了你。大王你的性命，握在我的手里。我的主君就在前面，你为何这样无礼地申斥我，你把我的主君置于何种地位呢？”楚王见毛遂按着宝剑，杀气腾腾地就站在面前，已是胆战心惊。如此申斥客人，也是失礼，他无言对答。
毛遂向楚王说道：“我听说商朝的成汤，开始只有七十里大小的一块地方，后来打下了天下。周文王原来也只有百里之地，而终使天下的诸侯向他称臣。他们哪里靠的是兵多地大呢，主要是能根据形势而发挥其威力罢了。而今楚国土地有五千里，精兵上百万，这是称霸天下最大的本钱。本来，以这样强大的楚国，天下还有谁能阻挡得住你呢？然而情况又怎样呢？白起不过是一名小小的无能之辈，他只率领几万军队与楚国交战，头一战就占领你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国都搬家。再一仗烧了夷陵（楚国先王的陵墓），第三仗就将你祖先的宗庙烧光，连你祖先都受到侮辱。这百世（三十年为一世）的仇怨，赵国都感到害羞，难道大王你还不觉得耻辱吗！赵楚合纵抗秦，是为了楚国，并不是为赵。”
毛遂的话，击中了楚王的要害，使他有所醒悟。于是赔着笑脸说：“是是，就像先生你讲的那样。我一定用楚国的全部力量与赵合纵抗秦。”毛遂紧紧追问道：“那么，定下来没有呢？”“定了。”楚王下决心说道。
毛遂于是叫拿血来。他端起盛血的铜盘，跪着举到楚王面前说：“赵楚两国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大王你先歃血（将血涂在嘴上，以表示自己的诚意），其次是我的主君，然后是我。”随后，赵楚两国订立了抗秦的盟约。
平原君一行返回赵国后，楚王派春申君黄歇率领楚军救赵。这时，魏国援军也到了。赵、楚、魏三国的军队，内外夹攻，秦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去。秦国东进战略，暂时受挫。
从楚国回来以后，平原君很感慨地说，我自以为知人，这一次，我却差一点失去毛先生。
毛遂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才能的情况下，自己出来承担到楚国请救兵的使命，后来就把这种自我推荐，勇于去做某件事的行动，叫做“毛遂自荐”。
朝代歌二首
其一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一统，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其二
夏后殷商西东周，春秋战国秦皇收。
西汉东汉魏蜀吴，西晋东晋兼五胡。
匈奴羯氏羌慕容，拓跋代北后称雄。
宋齐梁陈是南朝，北魏齐周称北朝。
北周灭齐传于隋，隋又灭陈再统一。
隋灭唐兴称富强，五代十国各称王。
契丹兴起在北方，建号为辽入汴梁。
五代梁唐晋汉周，宋朝建国陈桥头。
女真建金先灭辽，打破汴京北宋消。
南宋偏安在江南，蒙古兴起国号元。
灭金灭宋归一统，元朝统治九十年。
明代共传十六君，满洲初起号后金。
后金国号改为清，入关称帝都北京。
人民觉悟革命起，清帝退位民国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