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者:盛文林   |  字数:14344  |  更新时间:2012-08-20 17:06:27  |  分类:

儿童教育

第六章 书画·音乐·戏曲

书画·音乐·戏曲

真、行、草、隶、篆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即人们俗称的:真、行、草、隶、篆。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真书,又称正书,也称正楷、楷书。在真、行、草、隶、篆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至今天人们仍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波磔;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在汉代末期出现时,就逐步舍弃了篆书与隶书的环转笔势。它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易认易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称做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榜书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

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迅速,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则称为“行草”。

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地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约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末时,书法家张芝又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至今仍在流行的“今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指“今草”这种字体。唐代的书法家张旭与怀素在写“今草”的过程中,更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

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被广泛使用。隋、唐以前把隶书称为正书,唐代有“今隶”字体,指的是真书。

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又称籀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涵义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间,可知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字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汉字的规范性也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

永字八法

凡是初学书法的人,都先要练好基本笔画。“永字八法”就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阐述正楷点画用笔的方法。据说这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所创,智永和尚广为传播的。

永字八法

智永是南北朝时的陈朝人,王羲之的七世孙。他在山阴(今绍兴)永欣寺做和尚时,继承祖法,苦练习字。30年间,写秃的毛笔竟装满5个大竹筐。他临了800多本《真草千字文》,分送给各寺院,从此,智永书法远近闻名。人们争相前来索求墨宝,再加前来请他写匾额的人,多得象集市一样,智永住房的门槛也被踏坏了,只好用铁皮包起来,人称“铁门槛”。后来,智永把那些秃笔埋起来,称它为“退笔冢”,还亲自为它写了铭文。

隋朝初年的一天,智永正在永欣寺专心致志地写字,这时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到寺内,向智永求教。智永把已写好的一幅字送给他们,可他们仍不肯离去,说:“请师父教给写法……”智永沉思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一个正楷的“永”字,说:“你们看这个字,共有八笔,横、竖、撇、点、捺、挑、钩、折,构成汉字的八种主要笔画,在‘永’字上都具备。写这八种笔画的基本要求是:‘点’要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横’要逆锋落纸,缓去急回,不应顺锋平过;‘竖’不宜过直,太挺直则木僵无力,要直中见曲;‘钩’要驻锋提笔,突然趯起,其力才集中在笔尖;‘挑’用力在发笔,得力在画末;‘撇’起笔同直画,出锋要稍肥,力要送到,如一往不收,易犯飘荡不稳的毛病;短撇落笔左出,要快而峻利;‘捺’要逆锋轻落笔;‘折’锋铺毫缓行,至末收锋,重在含蓄。要把这些基本功练扎实才行啊!”老人和孩子高高兴兴地记住智永讲的八法,拿着智永写的“永”字,回家后苦苦练习,果然大有长进。他们逢人就讲智永和尚的“永字八法”。就这样将王氏世代相传的秘法公之于世,传扬天下。

后来人们也将“八法”两字引申为“书法”的代称。

颜筋柳骨

颜筋柳骨,是品评楷书书法的术语,最先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北宋的范仲淹,他说同时代人石曼卿的书法是“延年(即石曼卿)之笔,颜筋柳骨”。“颜”指颜真卿,“柳”指柳公权,颜、柳都是唐代以楷书著称的大书法家。

颜真卿生于公元709年,经历过多年的官场生活,为人正直,不惧权势,七十六岁时被叛乱的地方官杀害。因此,颜真卿的人品和书法同样受人尊崇。颜真卿的书法,不沿袭唐代初期的风气,他革故鼎新而自成新的面貌,他的楷书刚柔结合而以丰筋为胜,笔遒筋健,韧而富于弹性,结构端庄大气,点画之中具有内在功力,具有一种浑厚雄伟的美。颜真卿的楷书碑刻《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等是他的代表作。

柳公权生活于公元778年至865年,晚于颜真卿。他的楷书最初是学王羲之风格的,后来又学颜真卿和唐代另一书法家欧阳询,形成了骨力遒健、结构劲紧、点画瘦硬的风格。当时,柳公权的楷书名气很大,许多王公大臣家以求到他写碑志为荣耀。柳公权学习颜真卿的楷书,引“筋”入“骨”,而以骨力为胜,他的字体势劲媚,方圆兼施,刚劲中却含秀润,严谨之中具有生动,充分表现字的骨力之美。柳公权的楷书代表作有《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等碑刻。

筋与骨都是讲笔画运转能凝聚着坚定的笔力。颜真卿的楷书与柳公权的相比,虽然都具有力的美,但颜书的浑厚,点画之间虽然宽容,却不涣散,柳书清瘦秀淡,在隽丽之中呈现着雄健,所以都能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千百年来,人们称颂“颜筋柳骨”,学习颜、柳楷书的人,经久不息,正是为他们书法作品中的坚劲、厚实、雄壮的风格所吸引。

颠张醉素

“颠张醉紊”,是对唐代两位狂草书法家张旭和怀素的并称。草书自从在汉代开始形成以后,发展到唐代时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有一大批书法家是习书过狂草的,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深远的就是“颠张醉素”。

张旭,字伯高,吴(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官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以狂草书法最为出名,但他认真习过楷书,至今留传有《郎官石记》楷书碑拓,楷书的精妙对张旭狂草的形成有着奠基的作用。唐代写草书者中,最先写出新风格的人是张旭,他的狂草被晚唐文学家韩愈赞为:“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张旭的狂草书法是把他的心情熔于字的,笔下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起伏迅捷,神采飞扬,线条周旋,呼应其间。张旭的狂草,在唐代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合称为“三绝”。张旭曾向颜真卿传授笔法,颜真卿对张旭草书的评价为:“张长史姿性颠逸,超绝古今。”因此被称为“张颠”。

怀素,是继张旭之后唐代又一位著名的狂草书法家,他是湖南人,少年时就做了和尚,自幼酷爱书法。怀素学习书法曾经历过刻苦的钻研,以后为了求得狂草的进步,离开湖南,到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寻师求友。怀素好饮酒,酒后兴到运笔,字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字多变化,不失笔法。当时人许瑶在观赏了怀素的狂草作品后,赋诗称赞他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所以,后来人们又把怀素称为“醉素”。

唐代诗人有许多作品赞咏过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书法。高适在诗中描写张旭时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欣赠张旭的诗句有:“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苏涣咏怀素草书歌中描写过:“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这些唐诗对于张旭和怀素草书的创作状态都进行过描绘,对后来的影响也不小,人们就以“颠张醉素”作为两人的并称。

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对封建时代的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绘画的称呼,为的是区别于民间的画工画和宫廷的院体画,所以也称“士夫画”。文人士大夫在绘画上,主张表现个人的“人品”,抒发个人的“性灵”。在诗文之外把绘画作为余兴和笔墨游戏,是文人画的特点。文人画讲求笔墨情趣,强调神韵,追求意境,并重视诗、书、画在作品中的融汇,对于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最先提倡文人画的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他的书法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苏东坡提出了“士夫画”,他自己也从事绘画,好作竹石与枯木、寒林之类的画幅。在宋代还有文同善于画墨竹,米芾父子长于云烟一片的水墨点染的山水。元代的文人画家,往往出于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思想,在各种题材的作品中发泄自己的情感。文人画在明代经书画家董其昌等人的称道和标榜,又得到了很大发展。他们并且把中国绘画分为南宗北宗,而将文人画归入南宗,还以唐代王维为南宗之祖。这在当时形成了“文人画”思潮,以后更形成了山水画上的抄袭和复古的趋势。

文人画家中有不少人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从北宋以后,文人画就发展成为中国画坛中的艺术主流。特别是明代徐渭和清初朱耷(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画法,对中国画的发展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一批又一批的画家吸收他们的创新精神,应用于创作实践。

文人画有着精湛的笔墨技巧和优美的抒情方式。近代画家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绘画都吸收过历史上的文人画的营养,形成了人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友与四君子

中国古代文人常有将三种事物引作朋友的说法,唐宋以来,有的把琴、酒、诗视为“三友”,也有把梅、竹、石说成“三友”的,这种风尚以后影响到了画坛。

宋、元时代的文人有以水墨画为戏的,像苏东坡、文同喜欢画墨竹,杨无咎、王冕好画墨梅。后来,有的画家就把松、竹、梅称作“岁寒三友”。用松树的风姿喻坚贞,以竹子的直干形容气节,又把梅花的耐寒喻为风骨,从而构成了一种文人的所谓气质。以“岁寒三友”为题材作画,明、清以来代不乏人,这种题材也成了文人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画家们以此为题材作画,多为抒发个人的感慨,“岁寒三友”所代表的那种人格形象,正是封建时代文人想求而不可遇的。

“四君子”是从“三友”发展而来的。明代有人把梅、兰、竹、菊绘成画谱,当时的有名文人陈继儒题称作“四君”,因此就有了“四君子”之称。兰花的清香,是人们所喜爱的,秋高气爽之时开放的菊花能够傲霜,也是为人称道的。在“四君子”中,梅花与兰花象征清幽,而竹子和菊花喻义高爽,把这几种汇为一体,就成为了封建时代文人标榜“君子”应具有的“清高”品格。

四君子

“三友”与“四君子”的题材,吸引了很多的文人画家,它在花鸟写意画的表现方式上产生过争奇斗艳的局面。从形式上有以一种花木作画的,更有将三者或四者熔为一炉的。其中最为盛行的是墨竹一科,画墨兰的也为数不少。清初的画家郑板桥、李方膺、金农、汪士慎等人都是喜欢画这种题材的著名好手。

明清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和文人,如果不能画几笔梅、兰、竹、菊的“四君子”画,会被认为与他的身份不相配。这对于写意的水墨文人画的发展起过某种推动作用。所以,不论是“三友”或“四君子”题材的文人画,对于培养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情操都有一定的裨益。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少有的长卷,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绢本设色。它用图画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从郊野到城内街市繁华热闹的景象。反映了当时奢华逸乐和贫困辛劳对比鲜明的情状。真实而具体的画面使观者如身历其境。是流传至今的一件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优秀风俗画。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的季节时间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对春景之说首先提出怀疑的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

《清明上河图》以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全景式构图,广阔而详尽地展示出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动态。包括经济状况、城乡关系、民情风俗等。画的内容结构大体可分为三段,开首一段是郊野的农村风光;中段是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其两岸船车运输、交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紧张忙碌的活动;后段是城门内外街道纵横交错,店铺鳞次栉比,人流拥挤、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全图共画了士、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篙师、缆夫等各式人物五百五十余个,画了驴、马、牛、骡、骆驼等各类牲畜五六十匹,不同类型的车轿二十余辆,大小木船二十余艘,楼屋农舍三十余幢。图中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图中有大街小巷,百肆杂陈;河港池沼,船只来往;官府宅第,茅棚村舍……在艺术处理上,无论对人物的造型,街巷、车辆、楼屋以及桥梁、货船的布置,笔墨章法都非常巧妙。

当代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说:“宋代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绘画的杰作。各地方的公私藏家手中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外国博物馆所藏也有好几卷,只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幅,才是真迹。”

扬州八怪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扬州活动的一群画家,对于当时所谓正统文艺具有鲜明的叛逆性和独创性,被当时的人认为是画坛上的“怪物”,以后人们习惯地传称他们为“扬州八怪”(又称“扬州八家”或“扬州画派”)。这八位画家,有的祖籍是扬州,有的是从外地来到扬州。当时,扬州集结的大批盐官盐商,暴发起家,挥霍消费,刺激了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也吸引了大量艺术人才。

扬州八怪纪念馆雕塑

“扬州八怪”,他们都长期活动在扬州这个繁华的名城,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在艺术上有着相近的风格。对于“扬州八怪”中的画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列入的姓名也并不一致,但一般是指以下的几位。

李鱓(公元1686~1762年),字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苏兴化人。李鱓曾在宫廷里作画,后出任知县被免职,就到扬州卖画,擅作花卉虫鸟,早年作品工细,后来崇尚写意画。

汪士慎(公元1686~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汪士慎精篆刻和隶书,工画花卉,尤其善于画梅花,晚年失明后曾摸索着写狂草书法。著有《巢林诗集》。

黄慎(公元1687~1766年),字恭寿,号瘿瓢子,福建宁化人。少年时作画工绘肖像,后到扬州卖画,以狂草笔法描绘人物,题材广泛,神仙、渔夫等都能入画。著有《蛟湖诗草》。

高翔(公元1688~1752年),字凤岗,号西唐,扬州人。工篆刻,擅长画山水,也画梅花和人物。著有《西唐诗抄》。

金农(公元1688~176*年),字寿门,号冬心先生,浙江杭州人。金农好游历,居扬州后曾多次出游,行踪辽远。工书法、篆刻,五十岁以后开始作画,人物、山水、花鸟均能取作画材,有的作品是他的学生罗聘代笔。著有《金寿门遗集十种》等。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在山东任知县,因得罪豪绅而罢官。做官前后均在扬州卖画,擅画兰竹,以书法融入绘画,作品疏朗劲峭,又用隶体参入行楷,自创“六分半书”。著有《郑板桥全集》。

李方膺(公元1695~1754年),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知县,退出官场后往来于南京、扬州卖画。喜画松竹兰菊,更长于画梅,用笔奔放。著有《小清河》。

罗聘(公元1733~1799年),号两峰,扬州人,金农弟子。能画人物、花卉、山水,所作《鬼趣图》,深刻地讽刺当世,影响深远。著有《香叶草堂集》等。

这八位画家都能作诗,擅书法或篆刻,他们的作品讲究诗书画的结合,笔墨技法对近代的写意花卉影响很大,他们的作品存世很多。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是著名的古琴曲,最早记载见于先秦著作《列子·汤问》。据说,春秋楚国人伯牙擅长弹琴,他的好友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弹琴,心里想着高山。钟子期说:“好啊!高峻的样子像泰山!”心里想着流水,钟子期说:“好啊!水势浩荡的样子像江河!”伯牙所思念的,钟子期必然了解它的。钟子期死,伯牙摔破了琴,拉断了弦,不再弹琴,认为世上没有他的知音。

高山流水

该曲的最早传谱见于明代的《神奇秘谱》,该谱在解题中写道:“《高山》《流水》二曲本为一曲,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宋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

只有《天闻阁琴谱》所载张孔山传谱,把《流水》分为九段,增加了几乎全用滚、拂、绰、注演奏的第六段,这就是琴家所称的“七十二滚拂流水”。对它所表示的意境,张孔山的弟子欧阳书唐阐述道:“起首二、三段叠弹,俨然潺湲滴沥,响彻空山。四、五两段,幽泉出山,风发水涌,时闻波涛,已有蛟龙怒吼之象。息心静听,宛然坐危舟,过巫峡,目眩神移,惊心动魄。几疑此身在群山奔赴,万壑争流之际矣。七、八、九段,轻舟已过,势就淌洋,时而余波激石,时而旋洑微沤,洋洋乎!诚古调之希声者乎!”

从以上记载可知,分《高山流水》为二曲绝非偶然,或为充分发挥琴的特点,或为渲染气势,琴家历来均把重心放在《流水》上,以致其完美远胜《高山》。

《流水》的结构布局为:第一段,引子;第二、三段,主题一及其变奏;第四、五段,主题二及其变化;第六段,高潮;第七段,余音;第八、九段,主题二重复。主题一活泼轻快,有如山涧畅流的小溪,充满生机。主题二旋律悠扬婉转,造成高潮、激流勇进的声势,有若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全曲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在浩瀚的气势中,让人感受其深邃的意境和高山江河的博大胸怀,余味无穷。

下里巴人、阳春白雪

战国时代流传于巴、楚交汇之地的《下里巴人》,应该是周武王伐纣时巴人乐歌的历史延续与自然演进。关于《下里巴人》的记载始见于宋玉的《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曲高和寡”的成语即由此而来。

“下里巴人”可以说是有史记载的世界上最早最有名的“流行歌曲”了。巴部族以白虎为图腾,以部落首领廪君(传说是白虎的化身)为祖,勇猛且善歌舞。公元前1000多年前,武王伐纣,联合八百诸侯,其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一部分保留在古籍中,一部分埋藏在地下,一部分流传在民间。民间文艺之所以千古流传而不绝于世,在于它通过人民大众世代口头传承的形式,既可以免遭“焚书”之劫,又可避“文字狱”之难。战国时期流传于巴、楚民间的《下里巴人》,便是由古代人传承下来的原始乐歌。

现在用“下里巴人”泛指通俗的普及的文学艺术。

古琴曲《阳春白雪》,传说为春秋时晋国师旷所作,一说为齐国刘涓子所作。古时常以“阳春白雪”连称,所以常被误认为是一曲。后世人所著琴谱则分它为二曲。该曲最早记载见明代朱权撰辑的《神奇秘谱》。其《阳春》解题称唐高宗时曾由吕才加以修订;《白雪》解题称:“《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澹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该曲至今仍在演奏。

另有琵琶曲《阳春白雪》,也称《阳春古曲》。它的产生时代不详,明代诗人王稚登的诗作《长安春雪曲》写道:暖玉琵琶寒玉肤,一般如雪映罗襦。抱来只选《阳春曲》,弹作盘中大小珠。由此可见,至少在明代就已有琵琶曲《阳春白雪》了。从记载该曲的几种版本看,它的取材和结构安排都有变化,因此出现了《大阳春》、《小阳春》、《快板阳春》等名目,以示区别。

琵琶曲《阳春白雪》旋律活泼、新颖,节奏稍快而具推动力。描绘了大自然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乐曲活泼流畅、富于生命力,现仍流行。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是一支典雅优美的抒情乐曲。它宛如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画卷,展示了在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从东山升起,小舟在江面荡漾,花影在两岸轻轻地摇曳的大自然迷人景色,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娇容美貌,尽情地赞美了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给人们以高度艺术美的享受。

《春江花月夜》原是一首琵琶大曲,名为《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1895年,琵琶演奏家李芳园把它放在《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1925年前后,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和郑觐文首次将它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并借用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这个诗句主题,改名为《春江花月夜》。解放后,我国音乐工作者罗忠镕、吴祖强、黎海英等,多次对它进行改编和整理,使得这首乐曲更臻完善,深受国内外听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上海民族乐团访问联邦德国时,演奏了《春江花月夜》,一曲奏毕,掌声雷动。演员们接连谢了四次幕,但观众们仍不罢休。他们以德国最热烈的欢迎方式——长时间敲打着椅子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优美的传统音乐的喜爱。

《春江花月夜》全曲连同尾声共分十段。人们遵循中国古典标题音乐的传统。前面九段都加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小标题: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叠、水深云际、渔歌唱晚、洄澜拍岸、桡鸣远濑、欵乃归舟,使这首古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颗夺目的明珠。

《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意境优美,乐曲结构严密。它的主题旋律尽管有多种变化,新的因素层出不穷,然而在每一段的结尾处大多采用了同一乐句出现,听起来十分和谐。在民间音乐中,这种手法也叫“换头合尾”,它从各个不同角度揭示乐曲的意境,深化音乐表现的内容。

《春江花月夜》,这首用优美的旋律勾勒出来的山水音画,是那样地令人心醉。这首极为优美的中国乐曲,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熠熠明珠,它将永远闪烁着动人的光彩。

胡笳十八拍

《文姬归汉》说的是汉朝的蔡文姬被胡人掳走,成了匈奴左贤王的王妃,公元208年,曹操派人出使匈奴,赎回文姬的故事。

蔡文姬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蔡邕的女儿。文姬自幼便显露出惊人的音乐素质与出众才华。她从匈奴回来,而不能再见亲生的儿子,心情十分悲痛,“南看汉月双眼明,却顾胡儿寸心死”。蔡文姬有着杰出音乐才能并熟悉两个民族的音乐,她要将自己巨大而深沉的心灵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把胡笳声用中国的古琴声表达出来。于是,产生了《胡笳十八拍》这首著名的琴曲。

文姬归汉

《胡笳十八拍》分为十八段歌词,叙述了她流落匈奴的经过和对家乡的思念,描写了她对孩子的疼爱和母子分别的情景。郭沫若称之为“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

《胡笳十八拍》的歌词,初见于南宋朱熹所编《楚辞后语》。整个《胡笳十八拍》的音乐,以一个主题发展而成。随着情节的发展,音乐也起伏跌宕,一气呵成。十八段音乐的结构,在统一中求变化;曲调中汉、蒙音乐神汇韵合;旋律的激越跳进,都使这首琴歌中蕴含的深沉而又丰富的感情得以充分的发挥。它不愧是我国音乐艺术中的瑰宝。

历史上演奏《胡笳十八拍》最出名的莫过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董庭兰。唐诗人李颀曾写一首《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的诗,生动地描绘了董庭兰演奏此曲时,给诗人带来的丰富的美的想象。李颀称他的琴艺“通神明”、“来妖精”,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令诗人“日夕望君抱琴至”。

古代乐器

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用鸟禽类的肢骨制作的笛子,距今约七千年。这些笛子虽然制作得粗拙简陋,但有的还可发出简单的音调。这就是远古人使用的吹奏乐器——骨笛。

从原始时代到夏商时期,我国的乐器主要是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两类,如土鼓、磬、缶、钟、骨哨等,都是用天然材料所制成。到了商代,出现了很多用青铜制作的乐器,在性能和工艺上已大大高于原始乐器。

西周时期,乐器的种类增多,仅见于古籍中记载的就有七十多种,如编钟、编磬、箫、笙等。弹弦乐器也在这时出现,但较为简单,发音单调。到了春秋战国,乐器的发展较快,出现了弹拨乐器筝,吹奏乐器竽等;旧有的乐器如编钟在研制、性能方面也都为此前任何编钟所无法比拟。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共八组六十四件,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音阶准确,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每钟可发出相距三度的两个音,总音域达五个八度,其精湛的工艺水平深为现代人所惊叹。

秦汉时期出现了排箫、羌笛、笳、箜篌、琵琶等。到了隋唐时期,乐器的品种愈加增多,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共有三百余种。拉弦乐器在此时也开始出现,如奚琴,有两条弦,用竹片在两弦间摩擦发音,这恐怕就是胡琴的前身了。

宋代的乐器又有自身的特点,一是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吹奏乐器,二是拉弦乐器开始得到重视,如马尾琴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流行。元、明、清以后的乐器更加多样,性能也更为完备,特别是西洋乐器的传入,又为我国乐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我国古代乐器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面貌。

编钟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器。西周中期的大小三件一组的编钟,是1954年在陕西长安县普渡村长白墓出土的。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编钟。它已是依一定音阶组成的旋律音器。近年来,各地出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多。由九件、十一件、十三件、十四件组成。有的音高相当准确,可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

举世闻名的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古乐器——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它共六十四件,其中纽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出土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都依大小次序排列着,场面十分壮观,宛如一间古代乐厅。钟架上层,悬挂着三组纽钟,主要是定调用的,或在演奏时补奏一二个乐音。中层悬挂着三组甬钟,有三个半八度音阶,是这套编钟的主要部分,能配合起来演奏各种乐曲。下层悬挂着两组雨钟,体大壁厚,声音深沉洪亮,在演奏中起烘托气氛与和声的作用。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超过以往出土的任何编钟。演奏的工具是六根敲钟用的丁字形彩绘木槌,两根撞钟用的细长木棒。

编钟

编钟的每件钟体上都有错金篆体铭文,总计2800多字,内容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根据铭文记载,通过测音表明,钟音音阶与现代C大调七声音阶同列,音域跨五个八度,声音洪亮,音色完美,能旋官转调,十二律半音齐备,能演奏复杂乐曲。音乐工作者参照当时演奏方法进行试验,古今乐曲都能演奏。凡欣赏过的人,无不惊叹叫绝。钟架为铜木结构。木质架梁上满饰彩绘花纹,两端都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龙、鸟和花瓣形象的青铜套,起着装饰和加固作用。中下层横梁分别用三个青铜佩剑武士的头和双手承顶,下层铜人立于大型雕花圆铜座上。钟架通长是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雄伟、场面壮观、结构严谨、十分牢固。它虽承担了2500多公斤的重量,经过2400多年而仍没坍塌。

这编钟规模之宏大,铸造之精美,创造了世界音乐史和冶炼史上的奇迹。

关汉卿与《窦娥冤》

在我国及世界戏剧史上,关汉卿都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根据《录鬼簿》(戏曲专著,元钟嗣成著)的记载,他一生共创作了六十三个剧本,超过了被誉为“创造得最多的”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可惜关汉卿的剧作大多已经散佚,流传下来的仅有《感天动地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拜月亭》、《单刀会》等十二部。和他的大多数剧作一样,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现在也知之不多。

关汉卿,大约生于公元1229~1241年间。据有关史料介绍,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他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因为志同道合,维持着广泛的友谊联系。著名女演员珠帘秀和他也有深厚的友谊。关汉卿是当时戏剧界中颇为活跃的一个人物,擅长歌舞,精通音律,不仅创作剧本,还粉墨登场,参加演出。这样的生活不仅使他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又使他能更深入地理解到广大观众的要求和心理。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他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窦娥冤》。描写一个贫苦的女孩子窦娥因家境贫寒,七岁离开父亲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十年后,丈夫又不幸早死。恶棍张驴儿强迫窦娥嫁给他,她不从。张驴儿下毒,不料毒死亲父,就反诬窦娥,告到官府。但见钱眼开、草菅人命的太守不听申辩,却将窦娥“下在死囚牢里”。可怜的窦娥最后竟惨死在昏官的屠刀之下。不甘于自己命运的窦娥在绑赴刑场的路上咒天骂地,痛斥主宰者的罪恶。刑前发下三桩“无头愿”。行刑之后,阴云密布,悲风怒号;颈血上冲,六月飞雪,三年不雨,草木皆枯。这一切都证明着她的清白与冤枉。作家借助于浓郁的悲剧气氛的创造,使主题逐步深化,表现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抒发人民反抗、伸冤、报仇的愿望和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部剧作塑造了窦娥的光辉艺术形象,也最充分地体现了关汉卿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他最成熟的艺术结晶。

关汉卿还有很多描写下层妇女的不幸和斗争的作品,如《救风尘》、《望江亭》,都以清新活泼而著称;《单刀会》等作品,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歌颂了历史英雄人物关羽的磊落胸襟和豪迈气概。总之,关汉卿的剧作内容广泛,思想深刻,风格多样,形象鲜明,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西厢记》

与关汉卿同时或稍迟进行杂剧创作的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十分熟悉勾栏和杂剧艺人的生活,他创作的杂剧有十四种,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西厢记》、《破窑记》、《丽堂春》三种,另有《贩茶船》、《芙蓉亭》是残本,各存一折。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西厢记》。

《西厢记》的题材,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写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其中张生是“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莺莺则带有悲剧色彩。北宋赵德麟把《莺莺传》改写成《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内容虽没有超出原作的范围,篇末却明显表现出同情莺莺的倾向。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脱出了旧的窠臼,把“始乱终弃”造成的悲剧改写成莺莺与张生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斗争的悲剧,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思想倾向。到元代,王实甫取董之长,逊董之短,又前进一步,终于创作了一部杰出的杂剧《西厢记》。

《西厢记》剧情画

首先,反封建的主题贯穿全剧。剧中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反映了青年男女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理想。

其次,杂剧还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莺莺从受封建礼教束缚、影响,到终于成为叛逆,刻画得极为细腻,她大胆追求自主婚姻,又顾虑重重,带有几分怯懦,几经周折,在红娘的帮助下才与张生结合。张生则是一位热烈追求爱情并为之进行不懈努力的书生形象,与《莺莺传》中的负心汉形象迥异。

红娘的形象光彩照人。她爽朗,机智,泼辣,有见识,有胆量,在促进莺莺与张生的结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乐于成全他人的好事是红娘的主要性格特征。自那时以来,红娘一直作为这种性格特征的代表人物,“红娘”一词也成了具有这类性格的人的普遍称呼。

老夫人的卫道行径,郑恒的轻薄行为,惠明和尚的义勇,也都留给人们鲜明的印象。

在艺术上,《西厢记》的语言既秀丽华美,而又明白晓畅。如: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是“长亭送别”的两段曲词。情景交融,而又自然贴切,诗词秀丽华美,而又明白晓畅,显示了《西厢记》的语言风格。

《西厢记》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说到读《西厢记》的感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可见一斑。

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汤显祖(公元1550~1616年)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和《南柯记》。

《牡丹亭》和《紫钗记》是儿女风情戏,《邯郸记》和《南柯记》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的“四梦”是一种原本的真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以虚幻的记梦方式,表示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位他的同代人王思任,用“《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概括了“四梦”的“立言神旨”。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

几百年来,“临川四梦”因何盛演不衰?或许“四梦”概括了纷繁世间事,或许“四梦”揭示了万般总是情,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对“情”的感悟,不知令多少人产生共鸣,每当在梦境中醒来,再走入新的梦境时,总会回味那或仙、或佛、或侠、或情的斑斓残梦,而情中的梦,梦中的情,更是令人怦然心动。

京剧

京剧遍及全国,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在群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剧种。艺术大师梅兰芳曾多次率领京剧团出国演出,引起世界艺坛的轰动。至今,国外的艺术家们仍把京剧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戏剧艺术的代表和精华。

京剧,一度称“平剧”,后称京剧,也称为“国剧”。

京剧的历史仅有一百四十多年。清光绪年间,北京最受欢迎的是以二簧调为主的徽班,通称皮簧戏。后来,艺术风格相近的汉调进京,被二簧调吸收,形成徽汉二腔的合流。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又从昆剧、秦腔等地方戏曲和民间曲调中,吸收了部分唱腔、身段动作及表演艺术的长处,逐渐产生了独具民族风格的京剧。

丰富的剧目、严格的声韵、悠扬的音乐、划分细密的行当、唱做念打并重的表演,以及色彩斑斓的脸谱和考究多姿的服饰,构成了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规范化的表演体系。比如,京剧中角色的分行就十分细致,在生、旦、净、丑四类之下又分有老生、武生、小生、红生、娃娃生,青衣、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铜锤、黑头、架子花、武二花、摔打花;文丑、武丑等。其脸谱以各种鲜明对比的色彩和备具规则的图案显示人物的性格品质和容貌特征,使人一望而可辨忠奸善恶。在表演上,讲究手、眼、口、身、步“五法”和唱、做、念、打“四功”的规矩尺度。各行角色都要掌握本行的一套专门技术,如小生的扇子、旦角的水袖、武生的筋斗、老生的甩发等等。通过虚实结合的表现方法,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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