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者:盛文林   |  字数:6384  |  更新时间:2012-08-20 17:06:27  |  分类:

儿童教育

第五章 四大名著

第一个将通俗小说排名的是金圣叹,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计划评点六部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委托金圣叹之名将修订的三国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那时有“明代四大奇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成恩的《西游记》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的说法。

根据考证,“四大奇书”的说法应在明末清初就确立了。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至晚明冯梦龙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但无论怎样,“四大奇书”这一提法是“四大名著”的最初提法,这一点应该确定,只不过清代《红楼梦》的出现,其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地位取代了《金瓶梅》,才形成了今天四大名著的说法。四大名著不是某个人定下来的,而是被广大读者所公认而在历史上形成的名称,四大名著对往后的文学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

四大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四个方面:《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是英雄侠义小说的典范,《西游记》是神话魔怪小说的典范,《红楼梦》是世情爱情小说的典范。四大名著其实代表了皇权、暴力权、神权和贵族权。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可以说它们就是封建社会的样板戏。

太极八卦

太极八卦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其中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

《易经》:“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唐初大儒孔颖达注:“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太极图是研究周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像,它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共通规律在内,所以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是科学的灯塔。

人们一直看到的、印象最深的“太极图”,就是两条黑白的“阴阳鱼”。白鱼表示为阳,黑鱼表示为阴。白鱼中间一黑眼睛,黑鱼之中一白眼睛,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理。

太极八卦图

八卦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最原始资料来源为西周的《易经》,内容有六十四卦,但没有图像。

及至宋朝,有学者认为四象演八卦(方位),八八生成六十四卦,此为伏羲八卦,也叫先天八卦;亦有学者认为八卦应该出自周文王的乾坤学说,他认为先有天地,天地相交而生成万物,天即乾,地即坤,八卦其余六卦皆为其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是为文王八卦,又称后天八卦。

八卦的“卦”,是一个会意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开始以泥作成土柱测日影。卜,测度之意。立八圭测日影,即从四正四隅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这就形成八卦的图像。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爻有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三才的天部,包括整个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这些星象之学,古称天文;地部指观测日影来计算年周期的方法,用地之理了解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人部指把天文、地理和人事结合,以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

在中医中,八卦指围绕掌心周围八个穴位的总称。

八卦符号通常与太极图搭配出现,代表中国传统信仰的终极真理——道。

阴阳五行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而体会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所以说,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晦暗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

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须是针对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分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相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另一方面,体现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涵义。

根据五行学说,“木曰曲直”,凡是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火曰炎上”,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土爰稼穑”,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金曰从革”,凡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水曰润下”,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动的事物则归属于水。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对事物进行归类,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将其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五行表达了阴阳之间的关系。五行在生命体内的相互依存,表达了阴阳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五行之间的相互制约,表达了生命运动所具有的内部规定性;五行的运动和转化,表达了阴阳之间不断发生力量变化的消长关系;五行不能独立存在,同生同灭,表达了阴阳并行不悖的关系。阴阳之间的这种重要关系,也无法用五种物质关系来理解。五行所描述的是不能分割的一体关系,是生命体内的互相支持、互相制约又不断变化的关系,而不是五种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处处体现着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它被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百家”是表示著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出群星灿烂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说,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家之间,互相驳难,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过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他们的观点互相对立,进行激烈的辩难。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资料,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又比如,荀子本是儒家,但他改造了儒家的“礼”,给“礼”赋予“法”的内容,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著名的法家韩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学生。可见,儒法两家并非壁垒森严、处于绝对斗争之中。

到了战国晚期,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是怎样形成的呢?

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但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还有,战国时期“养士”的风气很盛,如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时,在都城近郊的稷下专门开辟了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的学宫。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这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

总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玄学

“玄学”是风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

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创始人是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这些人生活于魏晋之间,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当时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革命风暴刚过,曹氏和司马氏不同豪族集团的权利之争又激烈展开。统治阶级需要防范农民革命再起,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极力寻求一种新的思想工具。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以神学来解释儒学,经过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经失去原来的迷惑作用。朝廷提倡的经学,也已经发展成为僵化的章句之学。这种繁琐经学,很难再适应魏晋时期的动荡形势。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兴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这个“无”很神秘,看不见也摸不着,“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可见,这是精神性的东西。但是“无”又神通广大,能产生一切,又主宰一切。很明显,这种“贵无”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贵无”论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或曰“自然”。玄学家们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一句话,不要打乱门阀士族的现成统治秩序。汉初黄老思想也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此时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玄学家们想要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当然也要保全门阀地主的腐朽统治。对老百姓,则要求他们放弃一切欲望,“顺天知命”,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不要再起来造反。玄学家的这种说教,对于防止黄巾再起,解除人民革命思想武装,反倒能有所“为”。无怪它会受到当道的欢迎,而大力提倡了。

玄学家们又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他们说“名教出于自然”,或“名教即自然”。就是说,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这个论点,把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一体,反映出魏晋玄学的特点,正是糅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玄学家推重“三玄”,指的是道家名著《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周易》,也是儒道之说并蓄。正因有此特点,玄学比起两汉时期的单纯儒家说教,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在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前后,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杀伐,政局复杂混乱。因此,那些世家大族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走向坐而论道,整日谈说玄理。于是,玄学就具有了“清谈”的特色。一般谈玄之士,口锋犀利,滔滔不绝,但是内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司马昭论到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实,这正是大族地主所需要的全身之道。于是,清谈之风,便弥漫于上层之间,越来越厉害。这些人,过的是大族的声色犬马生活,唱的是“无为”的高调,一个个标榜“清高”,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他们平日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的装腔作势,挥麈谈玄。由于门阀地主的极端腐朽,精神空虚,清谈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家们还千方百计为门阀地主的腐化糜烂生活进行粉饰。向秀、郭象便宣传“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是说,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思想界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嵇康就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处一尊地位的儒家先圣。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唯心主义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更直接为门阀地主腐朽统治辩护,其反动面目暴露的就愈来愈清楚了。魏晋当代,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出来反对玄学谬论,反对清谈歪风。扬泉指斥玄学的“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提倡“无君论”,认为人在社会上天然平等,“本无尊卑也”,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君臣关系和为它服务的“君臣之道”。这便从理论上直接打击了玄学家炮制的“名教即自然”的谬论。

玄学和清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风行于魏晋时代而不衰,和门阀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有密切关系。当门阀地主逐渐走下舞台时,玄学也必然要跟着衰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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