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宋文学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生活在唐高宗至武则天当政期间，他们以诗文“齐名天下”，这时正是初唐时期，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当时的文坛受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几乎到了“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地步。宫廷诗人上官仪作诗以“绮错婉媚为本”，不外是些专写纸醉金迷的宫廷诗和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形式上追求华丽、婉媚。这种诗竞风靡一时。王、杨、声、骆的诗歌创作不为时流所左右，他们的诗与形式主义的“上官体”相比，另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从题材来说，突破了宫廷诗和应制诗的束缚，接触了一些社会现实，如将士的戍边，士子的宦游，上层社会的奢侈，弃妇、宫娥的痛苦等等。从思想性来说，“四杰”的诗比起应时娱乐的“上官体”严肃得多。他们诗歌所反映的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遭受打击排挤的无限感慨，是以前形式主义诗歌所没有的。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他们都在五言律诗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经过他们的手开始定型化了；他们反对“以繁词为贵”，强调诗歌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准确生动。总之，王、杨、卢、骆是初唐时期文坛上的四颗明星，是声律和风骨兼备的唐诗的开创者。所以闻一多称之为“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
王维“诗中有画”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王维的诗保留下来的有四百多首，大致可以看出他前期后期诗风的不同。像盛唐许多诗人一样，他前期也写了一些关于游侠、边塞的诗；后期的大量山水田园诗的思想意义并不大，主要是写隐居终南的闲情逸致的生活。诗中渗透着他对隐居生活的情趣。
王维的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特别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他既能概括地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正因为他观察自然的艺术本领很高，所以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例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人描写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浣纱归来的女孩在竹林里的笑声，小渔船缓缓地穿过荷花的动态，这一切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好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又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给人以丰富新鲜的感受。再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人写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声，深林里一缕照到青苔上的斜阳，像一幅鲜明的画面，给人以无比清幽的美感。所以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确说出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诗仙”李白
李白，字太白，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城（前苏联的托克马克城），5岁时随父亲迁居到四川彰明县。他生长在富商家庭，读书作诗，轻财爱侠，成年以后喜欢旅行，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他有冶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四十二岁那年，通过朋友推荐，他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初进长安城，就去拜访当时文坛的名人贺知章，拿出新作《蜀道难》来请教。据说贺知章读完这篇作品，完全被这首长诗折服了，他惊叹诗人的出众才华，并称诗人为天上下凡的仙人，即“谪仙”。从此李白的诗名更广泛地传播开了。
李白之所以被人称为“谪仙”、“诗仙”，主要是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自己轻视世俗、飘逸洒脱的形象。他一生写了近千首诗，其中很多表现了诗人的远大理想，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官场腐败的憎恶，爱憎极为鲜明。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现了他的自信和豪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心高志大和自尊。“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蔑视。他用蔑视世俗、飘逸洒脱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就给人一种绝世超凡、如处仙界的印象。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还因为他在悲愤孤寂之时追求成仙得道，求得精神的暂时寄托，这也给李白的诗歌增加了超脱的色彩。
李白诗歌中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借助非现实的幻想，来表现诗人那喷薄欲出的激情，在《蜀道难》等名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高度浪漫的表现手法，想落天外的意境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博得后人广泛的称赞。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成为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面镜子，他的这类脍炙人口的诗歌很多。《兵车行》反映了朝廷扩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丽人行》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奢侈荒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地指出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概括。再如《春望》等诗表现了诗人对战乱的嫉恨和对家破人亡的悲痛。“三吏”、“三别”等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广大农村的祸害。
杜甫大量的诗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杜甫善于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从普遍现象中概括出本质，塑造出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寄于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在他的笔下，京城、山村、战场、旅途等等环境无不逼真如画，他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气氛渲染及对话等表现手法，并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人的语言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典雅的文学语言、质朴的民间口语都被加以恰当地运用。在诗歌体裁方面，他各体兼善，尤擅律诗。总之，杜甫的诗歌创作不仅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称杜甫的诗为“诗史”，是“千古绝唱”，称誉杜甫是“诗学宗师”、“诗圣”。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下邦（陕西渭南县）。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使他接近了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起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讽喻、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在这四类诗中，最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是讽喻诗。“讽喻”的意思就是通过描述某件事物来说明一个道理，使人明白，带有讽谏之意。诗人写作讽喻诗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某些典型事件揭露弊政，使当权者有所认识，从而改善政治。讽喻诗中，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最著名。讽喻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最大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疾苦，并表示极大同情。如在《杜陵叟》中表示了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也是诗人对不平社会的愤怒鞭挞。诗人曾一语道破人民疾苦的根源：“一人荒乐万人愁！”因此，讽喻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及弊政的揭露。另外，讽喻诗主题专一，事件典型。一首诗只写一件事，启发人们以小见大，联系到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诗还在题目下加了小序，点明题意，如《卖炭翁》的小序说“苦宫市也”，《杜陵叟》从千万个受剥削的农夫中选取杜陵县一个老头子的遭遇来揭露官吏的横征暴敛，诗的小序说：“伤农夫之困也。”还有，讽喻诗语言通俗，平易近人。这种“意深词浅，思苦言甘”的语言风格使得白居易的诗广泛流传。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上说：自京城至江西，三四千里之间，乡校、佛寺、旅馆、舟船之中都题有他的诗，市民、和尚、寡妇、处女也常常吟咏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讽喻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柳宗元的寓言文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青年时期就显露出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才华。他的寓言文和游记特别受到后人的称赞。
柳宗元寓言文的内容主要是针砭社会弊病，隐晦地抨击当权者，对自己受迫害、被排挤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三戒》、《负蝂传》、《罴说》、《愚溪对》等是其寓言文的代表作。《三戒》由序文和“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个故事组成。“临江之麇”写麋依恃主人的宠爱，终被野犬所食。“黔之驴”写驴子这个庞然大物虚有其表，毫无本领，终被小老虎吃掉。“永某氏之鼠”写老鼠利用主人因犯忌而对其宽容姑息，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一旦换了主人，老鼠终被消灭净尽。《三戒》并不是泛泛地设喻戒人的趣味作品，文中的麋鹿、驴子、老鼠正是当时依仗权势、自以为是、外强中干、肆意作恶的官僚及其帮凶的写照。《三戒》的讽刺艺术是很高明的。作者善于塑造鲜明的形象，并通过形象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并且往往使用先扬后抑的笔法让讽刺对象出尽洋相，使其显得可笑可悲。柳宗元的寓言文比起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片断来，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动人，表现手法多样，所以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一生写了七百多首诗，其中有乐府诗一百首左右。在他的乐府诗中，以民歌调名为题的，如《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历来脍炙人口。
从诗的内容上说，这批诗反映了当时社会，尤其是民间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的描绘了山地、乡村、水上人民的风俗与劳动生活，有的表现了男女之间纯真、热烈的爱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竹枝词》第十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一语双关，用天气的“晴”与“不晴”谐情郎的“有情”与“无情”，表现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复杂心情。这类诗歌为人们研究中唐的民情风俗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另外，这类乐府诗中有的还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斗争中深沉的思想和积愤。从形式上说，这些诗歌摆脱了文人诗的书卷气，具有民歌刚健清新的特色。诗中大量使用民歌中常见的比兴手法、章法及谐音双关等，使诗歌情趣盎然，意味无穷，音韵和谐，琅琅上口，给人以高度的音乐美感。
苏轼的豪放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的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词有三百多首，与诗相比，他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诸如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诗人所惯用的题材，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唱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等英雄人物形象，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其中流露的“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掩盖不了诗中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一心要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想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再转向现实，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词在语言上改变了花间派镂金错彩的作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句入词，并适当地运用某些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内容，有时甚至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表现了作者豪迈奔放的感情和坦率开朗的胸怀，在词坛上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唐诗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唐诗的创作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48900首唐诗和2300多位诗人的名字。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他们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唐诗一直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许多诗歌连儿童都能背诵，如《静夜思》、《春夜喜雨》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唐诗名句，经常被人们引用。唐诗的普及读本《唐诗三百首》深受中外读者欢迎。
唐代诗歌不仅达到了我国诗歌史的顶峰，而且也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奇珍异宝。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宋词
词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词是有了乐谱以后，按谱而填的。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或叫词牌，如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念奴娇》等。由于配乐的不同，每首词的句数、字数、平仄、押韵等都有一定的格式。词和诗分章、文分段的叫法不一样，每段叫一“片”，即音乐奏过了一遍，就像现在的歌曲，一首曲子、歌词分几段一样。最常见的词分为两段，上片、下片，又叫上阕、下阕。
词在宋代的繁荣是空前绝后的。仅从现存的词集来看，词人有200多名，词牌就达870多个，词作数量之庞大就可想而知了。宋初词坛基本上沿袭了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只有范仲淹和张先的词透露了词风转变的趋向。到了柳永，词风有了转变，他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善于吸取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而真正使词风转变的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北宋中叶的苏轼。苏轼“以诗为词”，并把词看作同诗一样具有言志咏怀的作用，解放了词的内容和形式，创立了“豪放派”。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以周邦彦等人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又使词风走上了“婉约派”的回头路。然而由于他们精通音律，对词的音律的创造和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果说宋朝是词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真正标志宋词发展最高峰的则是南宋辛弃疾的词。他和陆游并肩站在南宋文坛，高唱爱国主义的战歌，成为光照千古的“双子星座”。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现存的（（稼轩词》有词作620余首，居两宋词人之冠。他的词有慷慨激昂的爱国精神的抒发，有淳朴、宁静的农村生活的吟咏，也有湖光山色的描绘，而爱国思想则如一根红线贯串于他的全部作品中。在词的艺术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轼豪放的词风，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运用范围（诗、散文、骚文、民间口语尽可入词中），他的作品在唐宋词中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成就。
南宋中叶以后兴起的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或称“风雅词派”），对后世词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词格律精严，琢句精工，音调谐婉，却是沿着婉约派词人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而越走越远。至此，词逐渐走向了衰落，尽管元、明、清代也出现过一些较有名气的词人，但终因摹拟前人之词风而未使词坛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