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作者:盛文林   |  字数:5966  |  更新时间:2012-08-20 17:06:18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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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文学

先秦文学

先秦寓言

先秦寓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它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只是作为著述论据存在的状况,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体裁;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关键作用。不少先秦寓言故事,实际上都是上古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拟人化手法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同上古神话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都存有明显的由神话改编的痕迹。另外,先秦寓言有具体形象描绘、有简单故事情节、有富于个性的对话,这些都直接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里记载的许多民间寓言故事,可谓汉魏之际杂事小说的胚芽,《庄子》里许多寓言记叙的鬼怪异事,实可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鼻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后代小说的兴起便是对先秦寓言的推陈出新。

先秦寓言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大约出现于同一时期,两者风格不同,却价值相当。它们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可谓双峰并峙,遥想媲美。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思想文化上,呈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里将“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诸家。诸子散文指的就是这些学者的语录、文章。

诸子的著述,不少已经失传,保存到现在的,主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诸子的著述在论说文的发展上都体现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水准。在文风上,它们各具特色。《论语》言简意赅,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等语句,都是带有哲理性的格言警句。《墨子》文辞朴实而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如《公输》篇,从浅显的事例入手,运用类比、推理等手法论证自己的结论,使对方没有丝毫回避的余地,只能就范认输。《孟子》的特点是明白流畅而善辩,如《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在论辩中先撒下罗网,然后请君入瓮,接着穷追猛打,时擒时纵,处处先发制人。读来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庄子》汪洋恣肆,善于大量地运用寓言故事阐述事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论语》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作之一,是大圣人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录,由孔子的门人和再传弟子所集成。

《论语》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论语》是理论文的萌芽,又是语录体的典范。它在文章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首先,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许多形象生动、含义深刻的格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准确精炼,耐人寻味。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描写了子路等四人谈话的神态与内心世界;《微子》篇写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然的态度,都很具体生动。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有较大的影响。

南宋以后,《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必读课本。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学大师。由于时代的不同,孟子的思想和主张都比孔子更积极明朗,更富于战斗性。《孟子》就是记录孟子言行的著作。

《孟子》的文章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文体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文章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对于所厌恶的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揭露讽刺,如写齐宣王的虚伪:“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孟子讽刺的对象多为愚蠢贪心的统治者和虚伪的文人,辩论方法灵活多样,使讽刺的对象无法招架。其次,孟子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趣味盎然,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等,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使读者增强印象,加深理解。

《孟子》中大量的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另外,《孟子》的语言幽默风趣,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又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得多,尤其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唐宋以后的古文家,几乎无人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散文家。名周,战国时宋国人。做过漆园吏,相传楚王用千金礼聘为相,遭他拒绝。他主张顺应自然,不与世争,逍遥无为于天地间,希望人类社会绝圣弃智,退回到清静的太古,并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

《庄子》的散文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论说文字真有“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感。常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匠石挥斤、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承蜩老人等。这些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这些想象奇特的寓言故事看上去似乎很怪诞,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庄子》的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在其寓言故事里,对人物声音笑貌、身份气概的描写,往往只有简单的几笔,但却十分鲜明生动。如《盗跖》中写盗跖:“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写孔子:“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人物的生动形象如在眼前。后代的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颇受他的影响;诗人李白、陶渊明、嵇康、阮籍等也都受到庄子的很大影响。《庄子》散文的独特风格,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左传》

《左传》作为一部史书来看,对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对人们研究春秋时代的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左传》中表现出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对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暴露以及对殉葬制度的否定等,都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从文学艺术的观点看,《左传》更是一部杰作。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都是战争描写的典范。这些战争,经过很复杂,历时也较长,但作者总能将战前的准备、谋划、部署、战斗中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胜败的原因、人事的处理等叙述得有条有理,紧凑生动。战斗中一些小插曲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

《左传》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很生动。子产的善于辞令、敢做敢为;华元的懦弱无能、待人宽厚;子玉的骄横;公子弃疾的阴险;郑庄公的伪善,无不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左传》文字精炼有力,在叙事的过程中,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或描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僖公三十三年描写先轸的怒而忘形,成公二年描写高固的勇而过分,语言精炼,人物栩栩如生。

总之,《左传》无论在语言、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较大。

《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间的诗歌作品,共305篇,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编订成书。当时,人们称它为《诗》或《诗三百》,汉代统治者把它奉为经典,故称《诗经》。

《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风即“国风”,大都是从15个诸侯国采集来的民歌;雅是宴礼乐歌,大多是周王室及贵族作品;颂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天地的宗庙祭祀乐歌。在表现手法上,《诗经》全面运用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所谓赋,是用铺叙其事或用直接抒写的手法进行创作;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手法进行创作;兴是用托物起兴的手法进行创作。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诗经》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不仅如此,《诗经》的艺术技巧一直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学习典范,比如其常用的比拟、夸张、烘托、对比等修辞手法;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前句入韵后再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等主要押韵格式。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诗歌的早期源头。2000多年来,它一直流泽和灌溉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我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18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目前,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楚辞》

《楚辞》是在《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公元前4世纪诞生在我国南方的楚国。《楚辞》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楚地民歌、音乐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

《楚辞》的作者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伟大诗人之一,每年端午节,人们都要举行赛龙舟等活动纪念他。20世纪50年代,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人用血和泪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品德和遭遇,倾诉了他对楚国命运的关怀和坚持理想的决心。他在诗中驾起玉龙,乘上彩车,在月神、风神和太阳神的护卫下,神游天上,追求理想。屈原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全诗曲折变化,和谐完美,词章瑰丽,广泛运用比兴手法。诗人以香草象征自己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妒贤等等,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诗人驰骋想象,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与自然现象编织成瑰丽多彩、奇特无比的幻想境界,表现自己追求理想的精神,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特色,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秦汉文学

乐府诗

乐府,本义是音乐机关。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汉武帝。乐府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乐工、谱曲、组织歌乐表演,并大量收集民歌、编写歌辞。乐府机关所收集、谱曲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也简称乐府。

汉代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及思想感情。其中有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如《病妇吟》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还有对残酷的战争和繁重的徭役的揭露,如《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描写一个老兵对兵役制度的揭露。也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抗议。

汉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点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诗中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语言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形式灵活多样。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描写,也有的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汉代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一部国别史。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前460—前220)的史事。《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谋臣策士攻城略地的策划,纵横捭阖的说辞。反映了各诸侯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文笔恣肆生动,酣畅淋漓。雄辩的论说,刻骨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无不各尽其妙地构成了《战国策》语言的独特风格。苏秦、张仪、陈轸之流的游说辞,司马错的论伐蜀、淳于髡的滑稽、邹忌的讽齐王等,在语言的运用上都非常突出。《战国策》的每一段文章,都几乎是一篇完整的故事,如苏秦连横说秦惠王、冯谖客孟尝君,秦宣太后爱魏丑夫等。书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深刻而具体的,写英雄,则气势磅礴,旁若无人;画小丑,则丑态百出,面目可憎。如荆轲在刺杀秦王的生死关头,却是谈笑自若,对答如流,简直把不可一世的秦王放在眼里,他的慷慨激昂、英勇机智不能不叫人钦佩。而苏秦则是另一种形象。当他游说不成而回家时,“赢滕履断,负书担橐,形容枯槁,状有归(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活脱脱一副丧家之犬的形象。此外,《战国策》中多用寓言小故事,如“献不死之药”、“狐假虎威”、“骥遇伯乐”等,都写得短小精巧。寓意深刻。

《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间写成。记事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首尾达三千年左右。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内分“本纪”十二篇,按帝王世序和年代记述政冶上重大事件和帝王事迹;“表”十篇,用表格谱列历代史实;“书”八篇,分别叙述礼乐、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三十篇,主要是诸侯、王的史实记载;“列传”七十篇,主要记载官吏、名人及一部分下层人物的事迹。

《史记》取材广泛,除参考《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百家书以外,还注重实地考察资料的使用,构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丑恶,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丰富饱满、生动鲜明,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和性格特点。《史记》无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给予了后世以无穷的启示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它是历代“通史”和“正史”的典范,特别是它的体裁形式,一直被《汉书》以后的一切正史所沿用。在文学方面,传记文学的形式、体裁及文笔对后世散文乃至小说等文学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全诗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多字。写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受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压迫而致死的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长诗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就使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全诗语言生动自然,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它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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