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胡耀邦在报告中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我们要把组织工作搞好，组织路线搞好。我们补了一些人，增加了三个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一位副主席（陈云），增加了９位中央委员。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这次补选，将来开十二大的时候追认，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胡耀邦强调了制定和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事的问题。他说：“这次中央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１００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搞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搞了一个党内政治生活１２条基本准则。说的是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里面按什么办事。文件经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以后提交中央，由中央颁布。”他还指出：“要把我们党内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评自我批评。党的会议上对谁有意见都可以讲，至于处理那就不能随便，要慎重。但请同志们注意一条，批评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账，主要是着眼于现在。在我看起来，我们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对于拨乱反正不认真，不坚决，或者说有错误。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要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么，我们的乾坤扭转了没有？我个人的看法，没有完全扭转，乾坤初转，或者是乾坤始转，开始转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扭转，所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有危险性。”

第八，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的问题。“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意识到了。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多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少年来习以为常，我们现在的宣传中还在搞那个突出个人，实际上搞了一些迷信的东西。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哪，正确哪，伟大呀。同志，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哪！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中国人喜欢好面子。中国人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同，明明两个人关系不好，还说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搞这个，德国人就对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你们中国人太讲客气，我们德国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们党的生活的这一条原则你们千万要注意。上级来了，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请他吃饭，吃得不好怎么办，他回去以后会怎么的。有人说‘帽子’没有了，还有‘小鞋’，给你穿‘小鞋’怎么办？穿就穿，穿不进去甩掉它，你怕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好，把我们的干部作风搞好。”

胡耀邦阐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的这个专题报告，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受到中央党校广大干部、教师和学员的热烈欢迎。中央党校记录整理后，从校内传播到校外，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作用，邓小平以后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３０多年，截至１９７８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９—１０页。

中国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中国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中国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